“革命家庭”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大概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1949年以后，我看到哪个“革命家庭”，我就“哎呀，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蒋家天下丁家党”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丁惟汾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他，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1928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432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幅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他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国共合作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丁惟汾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在广州共过事，1926年，父亲与***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意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上大学，路途近，日本到中国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