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从政二十年的梁启超流露出退隐之意，一个标志性的行动就是创办《大中华》杂志。
梁启超真正离别政坛，是在20世纪20年代，此时的暂时转向，除了“政治与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大中华〉杂志发刊辞》)，因而对现实政治的状况失望外，他回国后与袁世凯合作，受到政界和知识界的批评以及1915年返粤遭暗杀威胁，也都是促发因素。不过，短暂的退隐，让梁启超可以稍稍拉开距离看待浸淫已久的晚清民初政坛。其反省固然包含个人的从政经历，而矛头所指则主要是民初的“官场病”。所谓的“官场病”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有知识的人热衷于为官，其二是官场道德的败坏。
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中，梁启超检讨了近20年参政之“败绩失据”。他说：“吾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而不然者，则其政论徒供刺激感情之用，或为剽窃干禄之资，无论在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皆可以生意外之恶影响，非直无益于国而或反害之。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用到生平最景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关于今后的“报国之法”则谓“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这其实是决定扮演以舆论影响社会的知识人角色。梁启超一向对于社会上有知识的人，亦即今日所谓中产阶级，寄托着希望。他曾经说：“大抵一国之中流以上之人士，必须有水准以上之学识，然后其国乃能自立于天地”。(《良知(俗识)与学识之调和》)
然而，在民国初建的二三年，他所看到的却是有知识的人蜂拥入官场。这中间有晚清的老官僚，也是民初的新进，有海归的留学生和国内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无论何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以当官为谋生的手段。
资料图：梁启超
一般来说，引起社会上有知识者麇集于官场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的容量不足，不能吸纳精英安身；二是官场中确有非同一般的利益，且提供名利双收的机会。在民初，这两个条件似乎都具备，民国从晚清继承下来的庞大的行政系统仿佛可以容纳一切有知识的人，而有知识的人拥入官场的直接动因，即梁启超所说“夫官业所以最足歆动人者，则劳作少而收入丰也。”(《作官与谋生》)梁启超不是“小政府、大社会”的信奉者，但他发现，有知识之人悉辏集于政治一途，却未见政象有所好转。他之所以只是规劝，而非严厉地指责，是担心自己的指责一旦过度，会让百姓对政治彻底地失望，从而远离政治。(详见《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