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民初从政者为私心所缚，“奔兑倾轧者无所不用其极”，梁启超的规劝显得十分无力，他说：“吾以为恃作官为谋生之具者，天下作计之拙，莫过是矣。”(《作官与谋生》，下同)麇集于官场，让有知识者既不能发挥个性，又因为供大于求，必有激烈之竞争，其间“杂以卑屈之钻营，阴险之侵轧”。“故虽以志节之士，一入乎其中，则不得不丧其本来，而人格既日趋卑微，则此后自树立之途乃愈隘”。
但梁启超更关心的还是，这样下去，社会被抽空，社会事业无人问津。缺了社会根基，不仅百姓会对政治多所不满，而且政治人才也无从产生(参见《〈大中华〉杂志发刊辞》)。最终的结果则是，理想的政治生态无以形成，理想的政府形态也无以产生。梁启超喜欢讲道德。晚清以降，受西方思想影响，他既讲过公德，又讲过私德，还讲过官德。1910年3月，在《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中，梁启超就强调官德的重要。他甚至认为，在政治领域，政治家的道德程度比知识程度重要得多。因为前者可以增益，而后者则未必容易提高。
然而，经历与袁世凯合作失败的挫折，梁启超亲身体验了政客政治权术的阴险。有关袁氏其人，在《袁世凯之解剖》中已经有详述，集中在一点，就是不讲信义，这还是与官德相关。在另一篇文章《五年来之教训》中，梁启超说，袁氏乃一“好用权术而善用权术之人”，然“试观古今史乘所载，以智机自豪之士，能全始终者究有几人？”
老师与学生的区别，大约就是前者老成持重，而后者血气方刚；前者收敛，后者不仅张扬，而且还喜欢替老师出头。在批评袁世凯“尊孔”时，梁启超的言论就远不如其学生蓝志先“海内人士读之，多骇汗谯诃”(语出梁启超)的《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激烈；在批评官德不修时，梁的另一学生吴贯因激烈的程度也远超其师。
吴贯因干脆把政治与道德二分，以为“政治家的道德与一般人的道德截然相反”。他列举了六种官场道德，说明它们对进入官场的知识人的腐蚀作用，以警告那些清明而有操守之士慎入政坛。(参见《政治与道德》)
但此处的复杂性在于，洁身自好的知识人把政坛看做罪恶渊薮，固然有深刻揭示其本质的作用，但完全置之于不顾，则容易在客观上促进后进者对官场恶德的认同感。好像凡入政坛者必须以厚黑为原则，否则无法生存。这样下去，政治的理想就更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梁启超是在一个并不健全的体制下思考政治，因而他更多地以一己之经验，提倡政治道德，且以理想的道德标准来想像政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政治道德与现实政治最大的不同，前者是政治理论家书斋里的讨论，而后者则是一群热衷于此的人的博弈。任何的政治都是以现实性为基础的，利益的博弈，往往掺杂着个人因素和利益倾向，因此，政治本身都需要有体制的规范和制约。但即使如此，政治利益的内涵都不可能只有“私”而没有“公”。在政治领域，公与私的界限不见得能够截然分割，大多数时候只能是以“公”的面目和部分体现“公”的实质，实际上也掺杂着“私”的考量的样态出现。这样说，也许陷入到了梁启超理想政治或者说精英政治的想像之中。其实，现代政治与其他职业一样，首先是一门职业。既然是一门职业就无须成为精英汇聚的唯一目的地。但作为职业，它却需要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这个操守和道德像超市收银员面对顾客说“欢迎光临”或者“欢迎下次再来”一样，不一定发自内心，却是必须执行的，否则就应受到相应的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