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