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中国对苏联的支持

　　为了解释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volkskammer会议关于缔结一项和约及西柏林问题的决定，为了显示解释的重要和机密性，我在向伍修权同志转交信件时要求他尽快送给毛泽东同志。

　　在仔细查看信件后，伍修权同志说，他对信件非常清楚并且认为信件的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我迅速的传递表示感谢并保证将迅速转交这封信。他说，在和约与西柏林问题上，中国方面和民主德国观点一致并且完全支持我们的迅速缔结一项和约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要求。

　　伍修权同志[说]：……德国问题目前是主要任务，并且，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向世界公众表明在这方面出现任何形式的复杂情况都将是阿登纳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责任，而不是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7月15日，温宁收到了毛泽东给乌布利希的回信，他在7月17日把这封信送到了民主德国外交部winer手中。

　　尽管温宁一再询问，伍修权也不能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很有可能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wto会议]的情况。

　　在我对他的迅速、积极的回答表示感谢后，伍修权同志只是强调说，在这些问题上，民主德国可以完全信赖中国共产党。eg抱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在7月份没有在西柏林与和约问题上充分地支持他们。

　　布里和kruqer教授都表示，中国人是在通过无线电广播才了解到了柏林墙的修建。文件显示，中国人一知道这个消息时，就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只是觉得，东德人应该早就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是维护民主德国的利益，也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我们完全支持这些措施。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丽坚合众国和西德拒绝承担去合理行事的责任的话（即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异常行动的话），由此引起的一起后果都将由他们负责。“

　　1961年黑根继汪戴尔之后成为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8月31日的会谈。黑根大使应乌布利希的要求向陈毅通报了民主德国方面对西柏林的最新措施，这些措施已在8月13日付诸实施。陈毅同志对民主德国政府正在采取严厉措施和对边界侵犯者射击表示满意。当陈毅了解到东柏林和西柏林、东德和西柏林、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边境已经完全关闭时，说，”这意味着再没有人能从这个共和国逃跑了“。

　　西方仍然没有采取的严厉的对抗措施这一点表明，西方肯定认为有必要承认新的形势。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任何谈判中都不应放弃这些措施。西柏林属于民主德国，而不属于联邦德国，西方政权必须从西柏林消失。当然，从策略上讲，在当前形势下只提西柏林形势正常化的要求，而不提柏林重新统一的要求是正确的。这一点在以后肯定能实现。

　　三、柏林墙修建后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在1961年9月2日的北京招待会上，外交部长陈毅宣布，”我们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立场和建议：同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不能再推迟，西柏林的不正常状况必须得到改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立场去支持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他们还在1961年秋告诉民主德国代表[实际上中国驻缅甸大使告诉了那里的捷克驻缅甸大使，东德在那里的代表又从捷克人听到了消息]，他们不能合法地签订一项德国和约，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在二战中和德国作战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继承人。 这或许是中国人避免在和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单独的和约而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一个借口。这也可能是因为北京对民主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由于中苏冲突，中国在1961年和1962年避免对苏联发动与民主德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公开运动作出支持。

　　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取消他的最后通牒一事极为不满。正如波兰驻北京使馆的公使顾问s·弗兰托1961年12月1日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内对民主德国大使约瑟夫·黑根和顾问温宁说的那样：

　　中国人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声明。赫鲁晓夫在该声明中说，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和约。中国人认为，当一个人作出最后期限的威胁后就应该遵守这个期限。当一个人取消通过这种方式作出的最后期限时，不仅会在自己人中显得不可靠和缺乏信誉，也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如果对手获得他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印象，他就肯定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只是虚张声势，并且，这将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策、提出更大的要求，发出更强有力的挑衅……而在西方侵略苏伊士运河这件事当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然而，取消缔结一项和约的最后期限，只能事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