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中国对苏联的支持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赫鲁晓夫1958年对柏林的最后通牒

　　长期以来，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被看作是“赫鲁晓夫的危机”。现在，终于有一些文章表明至少危机的爆发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造成的。1994年6月28日至7月2日，我参加了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在德国埃森和波茨坦召开的“苏联、德国与冷战，1945--1962：东德档案中的新证据”会议之后，留在柏林，非常幸运地成为首批被获准查阅前东德外交部新公开档案的学者之一。在查阅这些档案时，我在国务秘书奥托？温策尔的卷宗里发现了一份文件（译文附后）。该文件是由东德驻莫斯科大使约翰内斯？柯尼希写的，日期为1958年12月4日。在这分文件中，柯尼希简要报告了他从一些苏联外交部官员中搜集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1958年11月10日和27日发表演说及11月27日发表最后通牒前的一些情况，正是这篇演说和通牒引发了柏林危机。

　　赫鲁晓夫11月10日在莫斯科体育馆举行的苏波友好大会上断言，西方国家正把西柏林作为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准备发动进攻的前哨阵地。他宣称，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近在眉睫的核装备有进一步恶化这种形势的危险。赫鲁晓夫声言，西方国家破坏了四大国关于德国的所有协定，特别是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协定。对波茨坦协定，西方唯一继续遵守的就是四国占领柏林规定，他宣告，西方把西柏林用于针对东方的侵略的情形能继续下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的形势必须正常化。

　　在11月27日致西方国家的冗长的照会中，赫鲁晓夫详述了他关于柏林形势“正常化”的想法。赫鲁晓夫的建议被西方看作是最后通牒，特别是因为建议规定了6个月的谈判期限。赫鲁晓夫以更强硬的语言详细重申了他在11月10日所讲过的话，然后宣布他认为以前关于柏林的协定一律无效。他坚持要与西德签订一个和约，要使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和非军事化的城市。如果6个月内苏、美、英、法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未取得足够进展，莫斯科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并将西柏林（在东德领土内110英里处）与西德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赫鲁晓夫强调东德是一个有权控制其本土的主权国家。已经和东德就该问题举行了预备性会谈。一旦西柏林成为自由市，东德就准备签订一个保证自由进出西柏林的协定，只要西柏林不向东采取敌对行动。

　　由赫鲁晓夫最后通牒引发的柏林危机持续到1961年8月柏林墙的建立，甚至持续到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发动柏林危机的动机无疑包括巩固和加强民主德国，延缓或阻止西德联邦军核武器的进程，以及西方大国承认苏联的平等地位与二战期间和战后苏联在东欧所得利益的合法性。

　　赫鲁晓夫的进攻性策略或许是出于避免在四国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谈判中因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陷入孤立的考虑。正如危机期间他在给西德总理科拉德？阿登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四大国关于德国统一会谈中，“该问题将由几个国家来决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如有人建议德国统一的问题提交给一些不同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苏联来讨论决定，你们将会怎么样？你们当然不会同意这个建议，因为你们确信这些国家将支持在整个德国发展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一定希望通过对西方采取外交攻势以增加苏联在四国对德政策中的影响。

　　下面的文件披露曾赫鲁晓夫曾就拟定11月27日的最后通牒给苏联外交部第三欧洲司（负责德国事务）的官员作过长达数页的指示。他还在11月19日接见了其中的一些官员，详细讨论了他的观点。赫鲁晓夫的观点之一是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市”。1958年12月1日他与来访的参议员哈伯特？汉弗莱进行的8小时谈话记录也表明，赫鲁晓夫“说他对柏林的形势已考虑了数月之久，并最终提出了一个所谓自由市的建议。” 柯尼希写的这份文件是我在莫斯科或柏林的档案中看到的唯一一份一位高层领导人直接卷入制定一项具体政策的档案材料。遗憾的是，在这些档案中我没有发现赫鲁晓夫给外交部官员指示的原件和11月19日他会见这些官员的记录等相应文件。很清楚，这些文件会更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