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中国对苏联的支持

　　每个盟国在同盟关系和解决争论中的相对依附的程度是讨价还价中心所在。一个国家越在同盟中处于依附地位，它在进行达到自己目的结盟时所能获得的选择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越少。一个国家因此可以通过增加达到自己目的的结盟对象来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bacharach and lawler,61,63,92-3.see also glenn synder ,“allianceseuritydelemma,”467.）相反的表述能使这一点更为明了：一个国家在结盟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对象就会完全依附于这种结盟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他的盟国因而对此就有了极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东德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尤其害怕苏联人寻求其他的结盟对象，那就是一项苏美之间关于德国领导人的德国协议。当大多数学者已经清楚这一点时，下面这一点还没有得到确认：东德人也有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结盟选择：一种自愿的东德人和苏联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紧密的联系，和不自愿的东德政权的垮台和西德政权对它的潜在的吞并。

　　gelenn·suyder 次要的同盟安全难题理论是从这些讨价还价能力原则中衍伸出来的。首要的同盟安全难题是，是否和另一个国家结盟的难题。一旦这个难题因赞成结盟而得以解决，国家就面临这次要的结盟难题：自己怎样坚定地向最初的伙伴承诺及在两个对手相互的特殊冲突中给予这个伙伴多少支持。用snyder的话来说就是，由于苏联和东德人都察觉到另一方在结盟时有所选择，所以，它们都有点害怕被对方“抛弃”，至少是害怕在特定的冲突中被“抛弃”。在他们避免被抛弃、避免失去对方，或者说支持对方的努力中，他们增加了对另一方的承诺。这样，正如syder所说的那样，为了使对方留在同盟内，他们就被相互“套牢”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当彼此承诺去支持对方的行为时，他们就陷入了次要同盟难题当中--即陷入害怕被抛弃和害怕被套牢的的紧张状态之中。虽然snyder断定这种模式在两极的同盟关系中、尤其是在华沙条约中应用有限，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他的“被抛弃--套牢”模式实际上能够适用于苏联--东德关系。因此，这种模式比他认为的要更为有效。

　　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内写成的报告。西方国家的著述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分裂扮演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德国政策和苏联--东德关系的问题上有过许多猜测。这些论点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热情使赫鲁晓夫看起来好像正在出卖自己并转向资本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就发动柏林危机去向西方和东方的怀疑者证明，他采取的手段是多么强硬。此外，一些人推测，在中国人和东德人之间有一种促使赫鲁晓夫在作为整体的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坚定的政治同盟。我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件，特别是一些来自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报告来试着验证这些理论。

　　1958年12月18日，乌布利希在给毛泽东65岁生日的贺信中说：“我们的劳动人民把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胜利斗争看作是我们自己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而与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罪恶计划进行斗争的光辉榜样。”。

　　东德人和中国外交官之间就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有过这样详细的谈话。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报告的实例。两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部分领土“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形势。双方都有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的强烈愿望并且相互承诺帮助对方宣传他们的事业。所有这些在文件中都一目了然。文件没有明确提出、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解释是，苏联人没有充分地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

　　1959年1月，奥托·格罗提沃率领的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双方1月27日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把帝国主义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攻击视为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并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59年，保罗·汪戴尔是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正当大多数东德和中国人之间会谈的文件表明双方关系良好时，也有一些文件表明，东德和中国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1958到1964年间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工作的霍斯特·布里说，东德在95%的程度上依赖于苏联，他知道，在北京使馆的工作中必须尊重苏联人的利益。

　　1959年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关键的是，虽然中国人把美利坚合众国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但却并不把西德看作像东德认为的那样危险。1959年1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德国访问。1959年5月volkskammer代表去中国访问。接着，1959年10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