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重新起草的关于1957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报告对双方的预测向积极的方向作了大幅的倾斜。它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困难正在增加,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民主德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的前哨的突出意义”,因为民主德国因德国分裂而产生的特殊形势“,中国将继续在经济上帮助民主德国。……但是,这份报告也确实这样认为,”尽管中国方面已作了调整(以克服经济困难),也必须对未来谈判中的困难有所预料“。
我和霍斯特·布里在1992年6月1日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谈。后者于1958-1964年在北京的东德使馆工作。他说,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批官员认为,东德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民主德国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东德人怎么会默认两个德国政权的政策。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未默认两个中国的政策,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涉及德国的问题上默认两个德国的政策。很显然,中国人继续指责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他说,我在任何文件中都不会找到(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在东德的领导方面确实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一边而反对中国,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东德的利益,他又小心翼翼地不和中国结盟。乌布利希感到,(这一点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是经常存在的),正在和美国发展关系的苏联有一天会牺牲东德。因此,他试图平息中苏冲突并保持同中国的关系。因此,苏联对东德和中国人的关系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
共同的内部逃亡问题。1957年,中国人向民主德国人咨询,如何处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逃往香港的问题。在1957年6月,东德中国使馆一等秘书李要求举行同政府官员会谈以了解”自1949年以来(东德)逃亡的人数、这些人离去的原因、政府采取那些措施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以及这些措施有何成功之处、这些逃亡的人返回的比率有多高等等问题“。民主德国方面的答复是,政府”并不负责这项事务“,负责这项事务的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从我看到的档案中还弄不清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官员是否实际上向来自中国使馆方面的一些人介绍了有关这种逃亡的情况。一条手抄的注释显示,”kiesewetter给了hsui同志……详细的信息“。然而,一份后来的文件底部的一条注释显示,直到10月31日,”中央委员会仍未准备好这样的会谈“,直到12月11日,和中国代表会谈的日期仍未作安排。一次在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和统一社会党的外交事务局中国司的代表grutter之间的会谈使人们弄清了中国人对了解这个共和国逃亡情况感兴趣的原因。ming告诉东德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类似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部分人逃亡香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相互学习,将会有益于这种情况的消除。大使馆将特别对了解以下问题感兴趣: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何在,逃亡的人属于哪个阶层,这种现象在什么时候最为突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右倾斗争尖锐化后,逃亡香港的人数增加了;逃亡的人主要属于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仅仅是这些情况就表明,逃亡西德或香港的问题不能在理论上解决。
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中国和东德之间关于逃亡问题的文件。在中国人首次讨论这个问题的六个月后,东德人仍然声称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会谈。这一点令人震惊。或许苏联关于东德人逃亡问题重视不够的批评是正确的,东德人对他们减少逃亡不充分、不成功的政策感到如此地尴尬以至他们不愿和谈论中国人这些政策。
二、柏林危机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讨价还价能力的第二方面来源于和同盟国的结盟。一个盟国结盟越多,他和另一个盟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大。正如学者们没有觉察到苏联人和东德人的任何一方都有选择结盟的对象一样,他们也低估了两个盟国对这种结盟程度的考虑。当东德人的自身生存要求必须同苏联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结盟时,苏联也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维护与东德人的结盟、维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使东德人将外部的西方盟国拒于门外。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开放的边界的冲突,因此,和平阵营的所有力量都必须对民主德国在这场竞争中胜利特别关注“。与此类似,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表示,”这个问题上的胜利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胜利,这个问题上的失败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失败“。这样,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承诺给东德人的特殊待遇使东德成为针对西方的、显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橱窗“,考虑到核武器的存在和使用它们时所涉及的巨大风险,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主战场是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赫鲁晓夫想在东德对西方来说最为显眼的地方赢得这场竞争的胜利。他对于社会主义在德国胜利的深刻承诺给了乌布利希讨价还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