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中国对苏联的支持

　　陈毅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民主德国对西柏林的政策。最后，虽然东德人告诉中国人说，他们希望，由莫斯科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也将是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基础，但是，他们还是听到了陈毅这样的论述：“共产党也需要争论来更深入地调查事实。”这很难说是一次东德人向苏联人保证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当时，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工作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告诉作者，“在东德党的领导方面，有一种利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向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民主德国方面在内心深出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会牺牲东德”。因此，即使是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东德人也渴望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东德和共产党中国都认为，他们有“部分领土”[前者是西柏林，后者是近海岛屿]被帝国主义占领，双方都有收回领土的强烈愿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因此，东德人比莫斯科更为公开地支持中国1958年对金门的炮击，在1959年中印争论时，民主德国方面也站在中国一边。

　　赫鲁晓夫在1月23日对乌布利希1月18日的来信作了回复并力劝乌布利希忍耐：

　　我们知道，你还是那个观点，即由于当前形势是一位新的美国总统执政，所以在取得美国和另一个西部政权谅解的基础上解决一项对德和约和西柏林形势正常化问题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当前，我们正开始和肯尼迪就这些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我们试探的结果表明，等待肯尼迪在德国问题上更为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弄清美国政府是否想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这一点还尚需时日……如果我不能和肯尼迪成功地达成谅解，我们就将像事先商量好的那样，选择你所提出的时间去实施（你所建议的措施）[也就是说，东西德双方各自签订条约]。

　　1961年9月，在维也纳会谈后不久，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谈到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并且评论说：“社会主义阵营有两条战线，一条在东方，一条在西方，而可以作为战略性战线的那条在西方。因此，我们非常理解关于民主德国负担很重这一点。”“所有战线的斗争都和德国的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恩来接着说：“当赫鲁晓夫提出西柏林问题时，苏联并不开火，它后退了，而且还宣布自己已经为谈判作好了准备。”

　　在6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没有人打算修建一堵墙”之后的两周，乌布利希有了一个继续私下向苏联坚持己见的机会。弗洛林在6月28日从莫斯科会议上返回柏林并且报告说，苏维埃主席团将于次日集会讨论乌布利希要求举行wto pcc会议的建议。他注意到，主席团还将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苏方说，非官方的报道表明，中国人觉得苏联人在和约问题上前进得太快并认为应该彻底检查这种妥协。同一般的人认为中国正在敦促赫鲁晓夫在危机中采取坚定立场的观点相反，这样和那样的类似迹象表明，中国人或许已经从苏联人仅仅关闭边界、并不全线出击和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决定中看到了有意义的因素，因为赫鲁晓夫看上去过于挑衅了。

　　根据抵达东柏林的外交报告显示，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再次对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不满。

　　当苏联人作出坚决在年内解决一项对德和约的问题后，中国人非常不安。因为十分明显，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大国的必然抵制，特别是美国的抵制，就可能导致一次大战级别的冲突。由于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心，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克制的态度。他们接着与苏联人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从事，并竭力避免军事冲突。一等获得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要求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1961年7月赫鲁晓夫告诉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在西柏林问题上同意你们的观点，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这预示着，在估计西方不会作出有力反应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在柏林采取行动。

　　1961年7月6日，因为民主德国大使温宁向中方转交一封乌布利希在7月5日致毛泽东的紧急短信，双方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是温宁和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之间进行的，双方在晚上会谈了一个小时。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3次中央全会于7月3日-4日举行。乌布利希确信，在未来几个月中就会签订一项某种形式的和平条约。他提到将要采取的反对grenzgangers的措施。他还提出了一项“德国人民的和平计划”。他也向7月6日召开的volkskammer会议提出了这个计划。接着，在7月4日（或7日），pervuskin向葛罗米柯送去了一份16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因为即将到来的一项与民主德国的和约的缔结而将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