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中国对苏联的支持

　　1960年1月，海因里希·劳率领的民主德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因此，他们每年1月份都去中国访问，仅1960年例外。）

　　1960年末的民主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报告。双方关系在1960年第二季度因中国对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恶化。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当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中国的经济困难也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这样，双方1960年下半年的接触减少了。中国报纸在1960年下半年对于民主德国的报道也相应减少。

　　1960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双方关系在1960年初仍然很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在马列主义理论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实际政策对本年度双方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停滞不前并且在本年度下半年大幅下降。”（mfaa a6751,sektion china ,“jahresbercht der botshaft der ddr in der r china 1960,”january 24,1961,p.1）双方关系在1960年5月巴黎四强峰会流产和美国u-2飞机对苏联进行侦察飞行后更趋恶化。这两件事真正激怒了中国人。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主张。但是，民主德国却不得不和苏联人保持一致。

　　1960年6月17日弗洛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在柏林会谈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

　　1960年11月左右。莫斯科大会。1960年的某个时候，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就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进行了交谈。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他打算在1961年，很可能在（西德）选举（的9月）前解决西柏林问题。

　　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的资料。起草宣言。中国人对某些问题持异议，如“宣言中的关于苏联共产党‘20大’和‘21大’的话与苏联共产党两此大会的结论”。他们想把这些表述从宣言中剔除出去。因为“每个党都应该决定……从兄弟党得经验中采用什么和怎样去采用。不应该在一个包括兄弟党派在内的国际文件中，把（自己）党代会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任何兄弟党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所有兄弟党必须遵守得总的标准。”（p2）他们还说，“兄弟党派对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表述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因此，为避免分歧，我们建议删除这些话”。因为中国人明显得觉得这些话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

　　在1960年莫斯科大会后中国人和民主德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的文件在1961年突然变得机密起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东德领导人间接采用的一种说服苏联人关注他们对柏林和德国策略状况的方法。柏林危机和中苏关系上的裂痕同时出现。每当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队西方过于软弱时，东德也表示出相同的观点并与中国人保持高层接触，此间，他们还就他们面临的类似的问题--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惺惺相惜。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赫鲁晓夫去支持东德政权抵制西方的“颠覆”活动并最终同意通过修建柏林墙来达到这一目的。

　　东德人通常在每年的1月份访问中国，1960年也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在1961年1月访问中国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次访问似乎确有异乎寻常之处。莫斯科的东德使馆在同一天仅仅通知苏共中央局说，代表团在1月7日到达。在他的报告中，关于民主德国代表团在莫斯科shreemyetovo机场的中途停留这一点（从中国使馆来的代表也在那儿），kabin说，代表团的到来是未曾预料到的。代表团团长赫尔曼·马特恩主动对苏联人说：代表团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问题出现得“非常突然”。最近，中国的同志向民主德国驻北京的大使汪戴尔同志表示，希望和民主德国的同志讨论几个政治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马特恩同志说，考虑到1960年中国方面宣布减少双方条约中规定的原材料和商品的供应量，民主德国方面迅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迅速指派了一个相应的代表团。一开始，指派的是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接着，乌布利希同志让马特恩同志率领这个代表团，因为他曾三次访问中国，最了解中国问题，能找到一条促进和中国关系的方法，能使代表团避免可能遇到的麻烦。

　　马特恩同志继续说，代表团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停留一个月，将就经济问题进行协商，将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熟悉起来……

　　我必须指出的是，马特恩同志强调了他在政治问题上同中国同志的分歧，并且说，他不打算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

　　同一天的1月18日，乌布利希给赫鲁晓夫送了一封信，敦促他在1961年解决西柏林问题。一个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率领得东德代表团在对北京进行一个月的访问后，出人意料第出现在莫斯科。准备对中国得访问时，没有给苏联人事先的通知。虽然马特恩同志向苏联人保证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但是，就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同中国人的）竞争而言，民主德国和苏联在涉及一项和平条约、西柏林、和（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政策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还是想打算利用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因为，正如民主德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在1月30日最后会谈的记录证明的那样，中国人和东德人在北京的会谈中讨论的远不止经济问题。他们表示了对西柏林和台湾问题类似的担心，此间，陈毅说双方“有许多一致”。后来，又进行了“假设美国人会放弃这两个地方的罗曼蒂克般的想象”。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强调，虽然西柏林和台湾的形势非常相似，但是，西柏林的形势需要通过尽快地把它变为一种自由城市这一点来减少因西柏林问题而可能爆发战争的机率，在这一点上，这两个问题有着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