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特赦国民党战犯：有10人申请去台湾而被拒绝

　　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偕“国民政府”要员自四川成都机场乘飞机逃往台湾，到1987年11月2日，台北当局正式允许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时止，台湾海峡两岸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之中。其间，虽也曾有过高层间多次秘密接触，但最为轰动一时的，要算1975年3月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时，有10人申请去台湾而被拒绝接收的事件。

　　最后特赦战犯前的海峡两岸态势

　　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公安部送来的末赦323名战犯情况表上批示：

　　“请谓公安部分类处理，进行准备，以便在人大会后送中央、主席审批。”

　　公安部送来的处理方案，按立即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刑期未满者）、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等不同类别分别列出了名单。尽管周恩来看了名单一再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经各地管教单位和主管部门反复研究，还是有13人要继续关押改造，理由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

　　据罗青长同志回忆，中央决定最后一次特赦释放战犯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企图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周恩来不得不抱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期间，毛主席提到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特务。

　　罗老说：“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后，12月28日（1974年）中午，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记得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地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ｌ名，这些战犯将全部释放。讨论研究这批战犯的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有好几个月。经与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报告《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据档案资料记载，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病重时批阅的那个在押战犯名单（表）是323名，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正式批示时，因在此期间又病故5人，因而实际人数成为318名。经核心小组填重研究，又将其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落实政策。所以，经核心小组反复清查结果，最终列入仍在押战犯名单的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正式批示。

　　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在听秘书读报告时说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谈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华国锋在获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后，立即主持召开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员也被召来列席了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大量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则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都一律安排在城镇。复杂的事情竟然变得如此简单。

　　会议期间，华国锋对毛泽东在审议时提出的“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的问题，反复同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人进行讯问调查，会后，又指派专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获的国民党战犯确实都已特赦安置完毕，现押的战犯多为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地被俘获者。在清查过程中，又发现在全国各地的劳改机关（监狱）还关押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人员，有的还是将军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