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特赦国民党战犯：有10人申请去台湾而被拒绝

　　中午12时30分，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王秉铖等一行10人来到通向香港的门户--罗湖桥。下午1时25分，他们在罗湖桥畔依依道别，去台人员眼含泪花，不停地回头招手，连连喊道：“谢谢！谢谢。”

　　去台人员跨过了罗湖桥进入了香港后，大群记者蜂拥而至，把他们团团围住。在他们乘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列车后，记者们把车厢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一路上，记者们或站或立或蹲又在地板上，不停地进行采访，相机“咔擦”之声也不绝于耳。据香港报纸报道当日前来罗湖跟随采访的香港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讯社派出的新闻记者超过100多名。翌日，全香港中英文报及其他媒体无不以大篇幅报道有关新闻，部分报纸还发表社论等。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就此评述说：“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一个新的姿态。”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表示愿为凡是希望去台湾的人提供路费，是这一举动中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事。”

　　台湾当局拒绝10人去台，张铁石自缢身亡

　　但是，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特赦战犯及允许前“国军”军官申请去台之举缄口无言，甚至刊载此类新闻的港澳等地的报纸运抵台湾之后，也一律予以查禁。后来，迫于形势，也仅有简短报道。据港澳地区报纸披露，台湾舆论界之所以先对特赦战犯消息避而不登，随后虽有简略报道但并不刊登获释人员名单，是有其难言苦衷的。因台湾当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战犯当做“烈士”，并把他们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已“慷慨就义”的周养浩等人。在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3月20日，台北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毛共释放所谓“战犯”的动机和阴谋》的社论，

　　特赦战犯“除了试图摇惑我们心防之外，至少还有三重动机：第一，对内佯示'宽大＇……第二，对外伪装'安定'；第三，说得远一点是为将来可能对台湾进行武装冒险时，布下一段伏笔。”

　　还在10名获释人员即将离开北京往香港之际，在台湾岛上，重病在身的蒋介石突然惊叫了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便撒手西去。其公子蒋经国刚接管了政权，便面临着中共释放国民党战犯，并有10人要求去台的棘手难题。一方面，王秉铖等10人都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特赦，要求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在国际上也没有对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拒绝接受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难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许这10人进入台湾岛内，又势必会引发各界民众的轰动，进而戳穿了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谣言与神话，冲击和动摇岛内的“民心”和“军心”，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要陷入极大的被动。

　　此时台湾当局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台湾的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长”张群等人在内，极力主张应立即接受这10人赴台，以消除台湾当局已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岛内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军警特部门的首脑，则坚决反对让这10人进入岛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致溃散，军队的士气也能得以维持，在激烈的分歧与争吵中，蒋经国一时难于作出决断。于是，先由“中央社”社长曾恩波出面，于4月初发表谈话称：“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民党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

　　隔几日，于4月18日，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则你：“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人员进来。”严家淦还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任何向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求援的人。”4月22日台北消息改称：“台北政府对宗事件，将采取坚定立场。除非该10名中共释俘，在香港发表其反共态度，同时自动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否则国府没有让步余地。”但当10名获释人士在香港拒绝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并严词拒绝“发表反共声明”之后，香港《明报》6月6日却又发表专访称：

　　台湾“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最近致函“救总”办事处（注，指在香港九龙），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处理战俘入台方案的要点，并不要求战俘公开发表《反共宣言》……“谷正纲函件”仅要战俘补呈现《申述信》作为入境申请表格的附件。该信包括三项内容：ｌ、说明入台动机；2、表明入台是无条件的（不提任何条件）；3、入后愿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违法律，愿接受法律制裁。此间“救总”负责人谢伯昌，曾电召战俘前往办事处，将“谷正纲函件”给他们看，有九名战俘看完函件，觉得没有什么为难，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绝呈交。谷正纲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十个常委之一，系国民党决策机关的权要，但他主持的“救总”，只是民间团体，没有党政机关的权力。10战俘入境手续的文件传送，虽由“救总”办理，奉命负责审核者，却是“总统府”的“国家安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