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资金怎么办?公司成立之初，管理部门提议的注册资金为100万。“100万就要做出无人机，简直不可思议。就现在来说，100万只能做航模;现在研发一架无人机，都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姚元洪说。在赢得军方项目的竞标后，公司的注册资金才增至1000万。同时，贵航为无人机提供了特殊研制资金渠道。
没有技术怎么办?当时的无人机研发中心，严格说毫无技术储备。杨绍文提出，通过团队合作补充提高、结合工作学习、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完善，通过实干建立技术能力。
姚元洪说，公司成立之初人手紧张，采取了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推出“一人多岗”和“611”工作制。
从最初的11个人，增加至几十人，最后也不到一百人的研究队伍，要解决原本几百上千人来干的活，只能一人多岗。“领导一会安排工作，一会又成了技术员画图纸，不一会儿功夫，又变成了抄表员，你说乱不乱?”
陈国平起初一个人包揽电气、传感器的活，后来增加到三个人，最多也只有七八个人;而这样的工作量，一般研究所需要二三十个人。刘平西一个人负责导航、飞控、测控以及任务载荷等飞行控制工程，后来增加到五六个人;而有的研究所控制室多达五六十个人。
“611”连续实行了七八年，即每周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虽然这是强制性规定，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无人机研发队伍自愿多加班，家属也理解支持。陈国平一度因痔疮坐不了凳子，只能从早到晚蹲着干活。
首款无人机真正的研发时间不到两年。2008年，无人机公司按时交付几款产品。设计所的靳卫平说：“我有个任务，就是晚上十点半赶人。”他把这种不计得失的激情归结为“三线精神”，追求创业的成就感。
“飞机老在天上落不下来，急啊，下不来就会摔掉”
首飞日子定在12月26日，杨绍文说，“我们有意选择***的生日。”12月25日晚，机场没有灯，十几台轿车排成一排，一起打开车灯照着跑道，为滑行试验照明，“那个场面壮观啊。”
首飞的日子，场面更加壮观，大约还有近千人在机场外围观看热闹。84岁的退休老人王福信是哈尔滨人，1960年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他说，首飞前几天就盼着26日快些到来，当天天气不错，厂里很多人早早跑到飞机场外等候，机场周围和公路上停满了车辆。无人机成功起飞后，在场人员不约而同地鼓掌欢呼。老人说，“人家外国造出了无人机，但是我们贵航也造出了无人机。我们高兴啊，之前都没见过。”
但是，飞起来容易，落下来难。能否安全落地，关键在飞行控制。无人机刚刚升空，工作人员就告诉杨绍文：“高度表没有数据了!”
“怎么回事?”
“起飞的时候就没了。”
无人机的高度表一直只显示70厘米，没有高度数据就无法降落。原计划飞行时间为27分钟，最终飞了74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