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很大努力。他首先争取说服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曾是“左”倾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现实也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广昌战役时，李德盲目硬拼的打法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彭德怀气得指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闻天也批评李德的打法给红军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博古讥讽张闻天是“机会主义”，两人因此激烈争执，分歧逐渐加深。王稼祥先后参加过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的组织领导，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了解较早。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4万人面对国民党20万大军。当时，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都主张撤出苏区以避敌锋芒，毛泽东却坚持在苏区内实行“诱敌深入”方针打破敌人“围剿”。最终，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五战连捷，痛快淋漓地夺取了反“围剿”的胜利。这给刚到苏区不久的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在宁都会议上曾支持让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稼祥因伤重未参与组织领导，但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曾多次提出批评。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行军宿营。途中，毛泽东不断与他们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分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受到很大启示，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张闻天也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毛泽东后来曾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证明，张闻天、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对尔后纠正“左”倾军事错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还根据敌情变化，多次向中央提出正确的战略性建议。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在前往湘西途中设置重兵，张网以待。中央红军已失去前往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先机。何去何从，成为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坚持要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红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支持下，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赞成，红军避免了可能陷入重围的危险。红军西进贵州占领黎平后，博古、李德却仍不愿意放弃北上湘西计划。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向。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西北进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这一建议被采纳。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前往湘西的计划“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中央红军突然转向，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为红军赢得了时间。12月30日，红军进占乌江南岸的猴场等地。可是李德、博古又提出红军暂缓渡江，仍持“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