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下旬，我在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五连担任文化教员。
那天下午2时许，我正在“营房”———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教一排战士们唱歌。突然，“叭叭叭”，洞外传来三声枪响，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接着，司令部大洞口哨位打来电话：“敌机三架，袭击我大田部（志愿军司令部的代号）机关驻地！”
大家立即做好迎战准备。
毛主席与毛岸英在延安时的合影
此时，指导员邵发亮从洞外冲进来，急匆匆地说：“司令部作战处办公的地方被炸起火！一排长，立即派一个班上去，把文件抢出来！”一排刘排长紧跟着命令：“一班！跟我上！”
这时，我在一旁向指导员要求：“请让我代替刘排长上去吧！刘排长患有严重的胃病，他留下来掌握全排，便于处理再出现的新情况。”
毛主席与毛岸英在延安时的合影
指导员采纳了我的意见。我随即带郭班长和11名战士冲出洞口。
天空，寒风凛冽。三架敌机在空中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穿梭般地俯冲、轰炸、扫射。离司令部不远的一座房子被炸塌起火了。那是作战处在洞外临时办公的地方，只见房顶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势异常炽烈。我和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起火方向，一次次冲进房去，抢出一堆堆文件、地图。哨所小小的掩体部很快被文件堆满了。我正琢磨着文件堆不下怎么办时，指导员跑来说：“董教员，情况有变！不要再抢文件了，房子里还有两位同志呢，得迅速把他们找到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