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学问造假之争的最热焦点(图)

       李辉所查的记录是：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这种差异的问题出在哪？是文老自填，还是别人所填？关于文老的年龄，我所知道而且熟记的是1910年1月15日，即清宣统己酉腊月初五，今年确已百岁！

       我在与文老的聊天过程中，总会就他的年龄问题试探他，几回之后，我相信了他的年龄是不虚的。比如我问他与钱钟书的关系如何，文老答曾为“莫逆之交”，而且为同年，只是晚年因《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文章使二人失和，文老至今引为憾事。

       钱钟书出生于1910年11月21日，即宣统庚戌十月二十日，属狗，又钱钟书字“默存”，文老戏谓之“黑狗才子”。而且钱曾有诗赠文老。此事亦有佐证：聂绀弩在文老家看见钱钟书送文老的诗，其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第二天就写一首题赠钱钟书的诗：“诗史诗笺岂易分，奇思妙喻玉缤纷。倒翻陆海潘江水，淹死一穷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钱看后颇为欣赏，以为聂有王船山的风味，并为聂诵出王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一回我到文老家去，文老刚好写了这幅字挂在墙上，其意甚明。

      另外一位与文老同岁的是费孝通，生于1910年11月2日，也属狗。那是在1989年后，一次文老上飞机，看到费孝通已经在座，脱口而出道：“你不是一条狗吗！”费很恼怒：“老文你怎么这么讲话！”文老坐下后徐徐说：“我没记错的话，你1910年生，属狗；我也是1910年生，但我属鸡。今天我们俩是鸡犬升天。”二人莞尔。

      最好的证据，是他与林北丽的交往。林北丽，1916年生，原名隐，室名丽白楼、博丽轩，石门人。其母徐蕴华为秋瑾盟友徐自华之妹，其父林景行为南社诗人。1936年自省立杭高毕业，与南社诗人、立法委员林庚白结婚，合用“丽白楼”室名。抗战时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在九龙遭日军射击而受伤，其夫遇难。后赴桂林。1949年后曾任上海药物研究所图书馆副主任。诗画棋琴皆有心得，尤长旧体诗，柳亚子称其比之鉴湖女侠可谓“后来居上”。著有《博丽轩诗草》。文与林相识，是在杭州的“秋社”，“秋社”之名，取自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曾经和吴芝瑛一起义葬过秋瑾的徐自华，就是林北丽的姨母，文老的母亲又是徐自华的好友。当林北丽的母亲徐蕴华来杭州看望姐姐的时候，文老的母亲赴杭州养病也到了“秋社”。

      徐蕴华少有诗名，林北丽肖其母，也是少有诗名，有一首为她赢得一片喝彩之声的诗，作于10岁时：“溪冻冰凝水不流，又携琴剑赴杭州。慈亲多病侬年幼，风雪漫天懒上舟。”徐蕴华曾入南社，南社领袖柳亚子非常喜欢林北丽及其诗作，将诗评为“非矫励所得”，“质性自然”，将人称为“林妹妹”。

     待到文怀沙与林北丽再次重逢，在1943年的重庆，林北丽的丈夫林庚白惨遭日本人射杀已两年，时文文在山城教书，林北丽住曾家岩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团聚月余，林北丽赴昆明，文老赋诗：“离绪满怀诗满楼，巴中夜夜计归舟。群星疑是伊人泪，散作江南点点愁”。柳亚子也曾为此和诗：“曾家岩畔记危楼，别去君乘万县舟。闻道滇池风物美，双修福慧不知愁”。这样的诗坛佳话，却不是胡乱可以编造得出来的。

     在2007年中秋节前，林北丽病重，曾嘱文怀沙先生作悼词挽诗，文老作新诗一首。这一年的10月18日，林北丽辞世。那一回文老与林北丽通话，将已经写好的悼词念给林北丽听，我正在旁，听他们谈了许多少年时的往事，甚至涉及到了许多私密的话题（比如文老在青年时代为什么不喜欢林北丽的原因），如果林北丽的年龄没有误，而文老果然是1921年甚至以后才出生，则他们的交谊也舍得怀疑了！

      再者，现仍在世的杨绛先生，出生于1911年，文老入狱后，杨曾织过毛衣送给文老，文老的母亲也由钱钟书和杨绛二人奉养。我亲眼看到过杨绛1948年写给文老的一封极有情致的信，而且这封信在寄出前不想让钱钟书看到，钱在信的边上还对一些词句的用法用笔做了“特别的标记”。可惜当时没有带相机，应该拍下来的，不过，也不打紧，这封信是毁不掉的，因为是在一位上海的收藏家手里，文老看到的也是复印件。如果谁有心，不妨找杨绛一问。

      文老说起过去，提过一句：“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这一句话里，有太多的内涵需要解读了。其他的，我所不知，只能沉默。

     文老这一代人的治学态度，已与我们晚辈大不同。一次他问我：“你觉得老辈人中，谁的学问最好？”我答：“依愚意，章太炎、王国维最好。”先生问：“余嘉锡如何？”我说：“也好，读过他的书。”文老说：“你读的是书，我说的是学问。”原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当中，看一个人的学问，看他写了多少书。而在老一代人眼中，书不过是学问的一角，所以文老说：“余嘉锡的学问，大得无边无涯。”这句话让我很有感动，老一辈人中，的确专门有些人真的是述而不作，比如浦江清，曾任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就很少写文章，认为写文章耗气，所以讲授文史30年，著作也不过一点点儿。至于俞平伯在遭遇大难之后，则干脆只吹笛唱曲不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