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文怀沙化解危机的艺术
文化界又出新闻了。
昨见作协主席骂娘，今见党报编辑拍砖，中国的文化界这几年有些类似于中国足球了，成绩没多少，工作不怎么地，却老是拿板砖、绯闻之类的八卦新闻来吸引公众的眼球，这大概也算一种中国特色吧。
近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辉投书媒体，向学者文怀沙提出公开质疑，质疑其出生年龄、“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头衔、“文革”中犯“反革命罪”均为伪造。（据2月18日《北京晚报》）一度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文怀沙能否说得？当然可以说得，不但文怀沙可以说得，就连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不也经常被人拿过来说事吗？关键要看说的水平和深度。
李辉的文章看似言之凿凿，气贯长虹，其实如果深究，其所言内容皆经不起推敲。他所津津乐道的关于文怀沙的年龄、文革经历和学术修为，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即“文怀沙是个骗子”。
首先是年龄的问题，我不知道98岁的老头和88岁的老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黄永玉早就写过一本《比我老的老头》，对一些文化大家的生平轶事进行追述，笔下从容，宛如高山对高山的致意。对于一介文人，无论是光明磊落还是劣迹斑斑，年龄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难道这文怀沙头上的光环，乃是一把胡子换来的？
另外，关于年龄的问题不能排除档案笔误，本人的生日就是被登记户口的人给写错了，好在是日期错了，也没法改正。假设是年份错了，七十年后俺也出名了，李辉老先生又来考证了，说俺有啥不纯正的动机，鄙人可真要冤枉死了。
其次，关于坐牢的问题，说个当下年轻人也许不信的故事：你与同居过的女友分手两年后，突然有公安局的来传讯你，说你曾经对前女友实施过强奸，也许你会觉得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这就足够判刑的了。文革前后，纲常坏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辉的意思也许是，只有政治犯才是“假坏蛋”，刑事犯就是“真坏蛋”，殊不知那个年代的刑事犯，往往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其实，关于“流氓罪”的问题，几年前看过央视的一期节目，文怀沙自己早就讲过。在讲述中，他坦言在年轻时与一名女学生有过“肌肤之亲”，但是仅限于“肌肤之亲”，事情后来被公开了，女学生不堪压力，选择了自杀，他也因为“流氓罪”锒铛入狱。讲述的时候，文怀沙非常动情，对于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之举追悔不已，对于死去的女学生感到终生有愧。
这是一段让人心痛的故事，作为传记作家，李辉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去采访，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让一位经历了无数次命运跌宕的耄耋老人把他年轻时的错误拿出来反复晾晒，以为把这段隐私公开了，就能让文怀沙的形象怎样，这种做法却很难让人恭维，这种动机也很值得商榷。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当年也是被判的“招摇撞骗罪”，不知道前苏联的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斯基也曾被判“社会寄生虫”罪，历史有时很荒谬。
至于学问孰高孰低一说，则更是虚妄的摸不着一点边际了。因为不管文怀沙的学问有多低，人家毕竟曾经是北大、清华的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再差会差到哪里去？古人善于妙喻，把天下学问比作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但实际上曹子建的学问真的有那么高吗？这个问题谁也不好回答。谁能说出来柳宗元的学问有几斤？韩昌黎的知识有几两吗？如果硬要把文怀沙的学问和某几位大师来个PK，排个一二三四出来，则未免八卦了些，拿这种难以界定的标准来说事，本身就是糊涂虫。说文怀沙的作品狗屁不通当然是李辉的自由，说文怀沙是当代屈原当然也是别人的自由，这些东西，只能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来进行，胡乱挥舞道德的大棒只能把正常的学术讨论引向撒泼骂街。
2月20日，事件的核心人物文怀沙通过凤凰网发表声明，全文200余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老辣的文怀沙没有和李辉对骂，寥寥数言不但让读者看到了文怀沙对公众的尊重，也展现了一种坦然和宽容的态度，不与后生争锋，不为自己争辩，正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论文老的修为有多差，起码在这一件事情的处理上，还是显示了极深的太极手腕，任你千钧压顶，我自有四两拨千斤的身手，文怀沙的道行有多高不好说，但起码和跃跃欲试的李辉相比，二者的差距又岂止是泰山与顽石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