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提名赴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展开研究,但拉萨3.14暴力事件导致该计划流产,所以他留在北京为一群来自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学生当极限飞盘教练。
这个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Air Kazakh飞盘队获得了2008年全国飞盘公开赛冠军。这四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对得起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当然,以上调查结果都不具有决定性。在样本选取方面,《外交政策》杂志主要依靠学校、非营利组织和校友会发放问卷和选取样本,受调查者填写问卷时完全出于自愿。与具有赴中国留学经历的所有美国人相比,填写问卷的群体对中国有更强烈的感受。
然而,这个群体本身的多样性是有保障的,所以认同中国之行价值的观点以及对华态度的积极转变应该都具有代表性。中美互动其实还反映出某些基本趋势。此次调查也向非美国籍留学生征询了意见,尽管他们的回答并未在本文中体现出来。
一是叙事站了出来。荷兰学生劳拉·科博格2012年参加了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暑期课程,她写道,中美两国学生都有活跃的宿舍文化和热情高涨的校园体育活动,这使来自荷兰的她感到陌生。
2012年夏季奥运会期间,科博格写道:“美国和中国学生似乎通过篮球找到了共同的爱好。而我只好一个人看着荷兰体操选手爱普克·松德兰德在单杠上甩出Cassina+Kovacs+Kolman的G+D+F的三连飞夺得金牌,与我分享喜悦的只有一名中国保安,至少他换台耐着性子陪我看了几分钟。”
科博格告诉记者:“本来我以为自己能很容易地指出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但现实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似之处令我惊讶”,虽然中国人和美国人时常“忘记”他们的许多共同特点。“美国的学术文化,”她写道,“已经深深渗入了中国学生生活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