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约斛斗担余)，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