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
当时中央苏区的领导人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几粒甘薯，好像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
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中共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薛氏还敏锐地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