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
【这种全面破败,是西方经济强势冲击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阵痛】
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红薯粥,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蒋介石曾一度将其归结为科举废除之后,土豪劣绅取代原来有素质的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蒋氏说:“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这种看法,与中共归因于地主土豪的宣传其实区别不大。但这种看法得不到当日学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认同。学界的看法,以胡适及《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人群体为代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的主、副业无力抵抗,“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断绝,而洋庄茶业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2)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
学者张元济对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水笔、铁笔、铅笔了。(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从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5卷》)
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