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事贵族集团在努尔哈赤时期首先推行“以满治汉”政策，而后调整为“以汉治汉”，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才明确地说：“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
满洲的贤才很多，但与汉人比较，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事实却是，全国的巡抚常是满汉各一半，总督则没有一个汉人。国家为什么还坚持重满轻汉的政策呢?就表面文章来论，杭世骏已经掌握得很有分寸，违心地说了“满洲贤才很多”那样的客套话。但是，乾隆不认为杭世骏是在客气地说事儿，他认为杭世骏是“见解悖谬，语中挟私”。大怒之际将杭世骏革除官籍，“滚回老家待着吧!”
满族高官无能，终于导致了可怕的“书办专政”，国家的治权就落到低级汉族文人手中，而那些想为国家效力的高级汉员就被排挤在一旁。这种现象不仅在雍正之子乾隆一朝延续，而且到了乾隆之子嘉庆时代成了难以治理的弊病。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针对吏部的书吏(与书办同类)私用印信做假档案提拔官员大案，皇帝批示曰：“奈何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失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雍正朝的杜滨参奏西琳与武格的事情发生在雍正六年，据嘉庆九年的吏部书吏舞弊案有76年的时间，整整地涵盖了乾隆一朝(1736-1795年)六十年。问题从雍正的不肯认账，只说“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到嘉庆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无奈地承认现实，其间乾隆的盲目与武断是巨大的促成因素。首先，他不愿为老领导即他老爹雍正朝的满族高官无能而占位的恶劣官风负责任，仍然认为是个别现象，即“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在坏事;其次，他虽然也是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者，但本质上对汉人仍然戒心深重。就杭世骏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提的建议来说，根本不是借题发挥，而是在于促成皇帝革除旧弊。
这年二月，举行了一场选拔御史的考试，愿出任的人每人提交一份政论文。于乾隆元年(1736年)应博学鸿词科入仕的杭世骏，此时48岁，正值为朝廷干大事的年龄，所以他选革除满汉界限为论题。他认为，此种选择既符合满汉一体的国策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就写道：“任何主张与见解都不能事先设定，因此，满汉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过细。满洲的贤才很多，但与汉人比较，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事实却是，全国的巡抚常是满汉各一半，总督则没有一个汉人。国家为什么还坚持重满轻汉的政策呢?”就表面文章来论，杭世骏已经掌握得很有分寸，违心地说了“满洲贤才很多”那样的客套话。但是，乾隆不认为杭世骏是在客气地说事儿，他认为杭世骏是“见解悖谬，语中挟私”。大怒之际将杭世骏革除官籍，“滚回老家待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