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有不少皇帝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朱元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以元亡为殷鉴，提出“重典治国”，以“治吏”为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一升一合、一分一毫对不上，整个会计簿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很麻烦，账本要盖上地方政府的公章才行。从南京回到地方上重新盖章，一去一来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贵州的、新疆的，骑马到南京，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赶不到。
因为路途遥远，地方官员就带上备用的空白账本，先盖好公章。账本一旦被户部打回来，没有过关，就立即重新填写。这种做法就跟使用空白发票一样，先盖章后填写，虽然不符合程序，但也情有可原。这在明朝已经成为惯例，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在意。
1382年，朱元璋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他却在意了，勃然大怒，感到是大事一桩，地方官员统统在欺骗他，其中必有奸情。他是最恨贪污的，于是他的大头症又犯了，怒不可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无限上纲上线。
他下令将郡守一级掌管公章的一把手或者会计师一律处死，二把手杖100下、充军边疆(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大家公认的好官，也在此案中蒙冤而死。
当时胡惟庸案还没了结，人们夹着尾巴自保，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这时候，居然跳出两个不怕死的人，来跟皇帝论理。
一个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他拼死上书，陈述空印案冤情：
“空印文册完全是权益之计，留着备用，实行已久，不算什么罪过。人才难得，朝廷培养一名干部，几十年才能成材。人死不能复生，朝廷这么无休无止地杀人才，真为朝廷毁弃人才感到悲哀!”
朱元璋又是大怒，追查是谁唆使他来说情的。
郑士利说：“我为国家建言献策，即使是死，我也要说!没有主谋!”
朱元璋当然不信，把他处以杖刑、充军，罚作苦工。
另外一个敢讲真话的是山西太原官员叶伯巨，不过真话一般都不好听。1376年，叶伯巨引用空印案的例子，劝朱元璋少杀无辜，批评皇帝过度依赖严刑峻法，还说皇帝“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预测燕王朱棣将来肯定会篡位。虽然句句说在点子上，但终究是揭短，朱元璋又气不过，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后来把他关进刑部监狱，活活饿死。
经过郭桓案和空印案两场大案，许多无辜的官员死于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