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宁不与蒋介石为伍：政见分歧使三姐妹决裂

　　1926年冬，宋美龄和大姐宋霭龄陪着母亲倪桂珍，前往武汉看望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的宋庆龄和宋子文。她们是坐江轮于12月26日到达汉口码头的，正好赶上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天气十分寒冷，宋庆龄和宋子文冒雪亲自到码头迎接。亲人重逢，驱散了身上的寒意，一家人又在武汉团聚了，宋美龄和母亲以及大姐就在武汉住了下来，准备一起过年。

　　随后的几个月，宋美龄在武汉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大动荡。

　　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但此时的新生政权不再是软弱的清政府了，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那时候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政权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领导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党员，并把他们交给了吴佩孚的军阀政府。结果他们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拒不将“关税”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的旧军阀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打算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群众愤怒了，向前冲去，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软弱的清政府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外国人一丝一毫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不平等条约，废除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结果有3种不同的看法。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的武力威胁，而且蒋介石也有可能乘机发动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则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主张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她坚决认为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革命形势高涨的中国直接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国民政府，但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

　　她的意见是：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收回英租界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

　　她的看法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施。

　　1927年3月初，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心想孙中山在世的话，也一定会感到莫大的自豪的。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迅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作为首都的武汉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立刻到武汉来，共同商讨推进北伐。

　　在这样紧张的革命形势下，身在武汉的宋美龄当然也没有置身事外，只顾自己游山玩水。就是在上海那样的舒适生活当中，她也时时刻刻关心着政治，关注整个国家形势的发展。现在，她当然明显地感受到了国民党内二姐宋庆龄和哥哥宋子文所支持的左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她和蒋介石的通信一直没有中断，对他在政坛的迅速崛起也是看在眼里，十分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