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是台海两岸时移势易的转折时期。北京取代台北在联合国的位置后，日本与美国相继否认台北的一个中国代表权，美日台的从属关系转入地下却无实质改变。而以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岛所引发的保钓运动为契机，用民族主义论战为掩护的反帝反买办运动，或称台湾史上第三波左翼运动，由今日台湾课纲微调召集人王晓波发文《保卫钓鱼台》而开启。中华民族抗战史一方面被这波民族主义浪潮撑持住；另一方面，不完全的抗战史建构又促使这波反帝反买办运动去追索日据时期左翼前辈的创造，以汲取运动力量的泉源。然而，岛内外压力最后介入并分化了这波“党外”力量的集结，被挖掘出来的日据时代反殖民运动既不见容于党国抗战史建构，也没来得及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共识。10年风云变幻，最后以高雄“美丽岛事件”诉求的西方民主人权作结，并埋下穿过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本土化”改造而浮出台面的分离主义伏笔。
1980年代以“本土化”为名的依附型台独运动有其经济背景和社会条件。自朝鲜战争爆发到1965年，美国平均每年花费一亿美元以扶植台湾作为反共前沿，美国独占资本由此在台湾培育出作为其买办的官商资本。另一方面，由于两岸分断，台湾失却与大陆市场间的互补关系，而不得不寻求前殖民宗主国日本的贸易合作。甚至在1965年对台美援停止时，适逢战后日本资本主义高度成长与过剩资本输出的开始，日元贷款得以无缝接轨美国金援。值得注意的是，日元贷款的方针也承接美援战略轨迹，即以国民党掌控的公营机构为对象，而完全没有供应给民间企业，且在贷款条件方面设立完全优惠日本的契约，这是东京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的实况。另外，日本还是台湾对外输出的最大依赖，输出品的90%为米、糖、香蕉等农产品，而日本输入的80%却是工业制品，这种“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形态，复制了战前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体制。换言之，美日对台的政治性援助，让台湾实际从属于美国和日本的政治支配之下，毫无“独立自主”可言，遑论被国际否认一个中国代表权之后。
台湾“抗战纽带论”敌不过日产“同心圆论”
正是在上述意义来说，台北的抗战史建构难以完整呈现和令人信服，因为它不存在相应的政治范畴与性质。所以，台湾某亲蓝媒体说“蒋介石救过‘中华民国’两次。一次是他没有做汪精卫，一次是他没有做李宗仁”，就显得流于表面。该文说：“蒋介石因未做汪精卫，坚持至抗战胜利，光复了台湾。蒋介石因未做李宗仁，保住一隅‘中华民国’，更是保全了台湾。‘国人’即将迎对第六次‘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不能不知其中因果关系。”光复台湾是没错，但因为蒋不做李宗仁，把台湾逼上从属美日支配的新殖民体制，岂不是做了汪精卫？汪精卫请日本军官到南京组训投敌部队，蒋介石请日本军官到台北组训反共部队，难道不是“曲线救国”的相同逻辑？而依据李敖研究，发动内战却败北后，蒋介石曾亲口说出“中华民国已经亡了”，怎么说是救了“中华民国”？如果这还不算实情，那么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产品的李登辉，在7月22日亲口说出台湾因为日本战败而“开启另一个外来政权‘中华民国’的统治”，算不算实情？那么台湾“即将迎对第六次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不会迎来另一个更惊人的实情？其中因果确实不能不知。
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在一场酒会上赞扬台北捐献100万美元供建艾森豪威尔纪念堂，相较于美国经由《与台湾关系法》30多年来的巨额军火收益，那是笔小费。事实上，正是艾森豪威尔任上出台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延续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阻断台北“反攻大陆”的念想，根本已否定“中华民国”主张的领土主权。但蒋氏父子概括承受《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延续其宗旨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有蒋氏父子“丧权辱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蒋政权并未从美方不“纳保”的金门、马祖、东沙、南沙等岛屿撤守，这与绿营或李登辉的“金马撤军论”、“钓鱼台是日本领土论”等相较，则在中国历史留下一个悬念。然而曲折的是，蒋经国曾在其死于日机轰炸下的母亲墓旁痛书“以血洗血”四字，时移势易的他却拔擢前日军志愿兵李登辉继掌权柄。
不论李登辉几次进出共产党，不论他是否为日军后代，也不论他是否为面从腹诽的高手，掌控情治系统出身的蒋经国不会在简单的理由下“识人不明”。于是台湾在蒋经国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大旗下，以“革新保台”、“本土化”为方向，步步踩入李登辉从属日本右翼的同心圆计划里，至今难以自拔。所谓“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两句话，成了廖承志给蒋经国最难堪的反讽。然而，晚境中的蒋经国不但对岛内解禁，也对台湾人赴大陆探亲开禁，这客观上造成日后台湾统独争斗、确切说是回归中国与依附美日争斗等两条路线的白热化。相应于这种政治态势上的抗战史观，就表现为台北当局所称呼的“中华民国史观与台湾史观对立”。
但事实上，自台北主政者经营“中华民国是台湾”路线以来，抗战史的时空依托就被错置，甚至被抽离；而正因为这种抽离和错置，使得“中华民国是台湾”内部产生相互解体的史观对立。因此，只有结束和扬弃两岸政治对立，复归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地理空间和政治范畴，才有可能让两岸民众以更全面的视野看待抗战史。然而，两岸日渐开放交流所产生的紧密互补，以及必然来到的政治靠近与统一趋势，妨碍到日台新殖民体制的支配关系，这是李登辉在1990年代急忙出台“戒急用忍”的原因。与此同时，李以彻底的黑箱作业正式建立“同心圆史观”教科书，中国史被客体化，台湾史被媚日化，抗战史则流向异国化，这是为“两国论”与“一边一国论”打造国民意志的“再政治化”工程。所以台湾艺人范玮琪对南京大屠杀表示“勿忘历史”四个字，就立即招来网众以敌人待之的污辱和唾骂，其缘由在此。
蓝营某亲美亲军购的“立委”在今年说：“抗战是连结‘中华民国’与台湾的最重要纽带！”但本世纪以来，台北延续并固化“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政治路线，支配着去抗战化与去内战化的历史工程，以致被抽离内战历史依托的“二二八和平纪念日”，进一步取代“台湾光复节”的政治意义。由终战思维冷却抗战胜利的集体意志，“微调”课纲遭遇未成年人的四方声讨来看，可见“抗战纽带论”远非日产“同心圆论”的对手。另一方面，台北意图拿自己冷却的抗战史当作对抗北京的政治工具，却又反证两岸的内战关系，从而说明抗战是包括两岸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意志以对抗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诚如台湾某报社论所言：“正确史观才能巩固国家共识”，而台湾的“国家共识”崩解，甚至陷入反殖民思考的集体苍白化与机会主义化，正因为内战遗留体制未决，影响到包括抗战在内的史观正确性。这又说明没有健全而巩固的国家政治，就没有相应健全的群众史观。但台独与其载体的“再政治化”，能换来台湾社会对待历史的健全视野吗？
“台独”史论主要是两条：一是日本殖民高级论；一是唯族群对立论。李登辉说台湾新典范就是“多元族群共存社会”取代“少数统治下的族群对立”，即为后者；他还说日本战败，使台湾从“天下为公的大日本帝国”变成“天下为党的中华民国”的文明冲突，即为前者。但事实在于日本殖民台湾才是民族压迫，而所谓战后族群对立的本质却是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且日本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支配着台湾的阶级剥削，这种体制实质从战前延续到战后，直到今天还麻痺台湾社会的神经中枢。这副病体，表现为台湾社会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冷感、无感、甚或耻感。因而这病体的产物，是令人质疑的。
以“一中两宪或三宪说”为例，其重点在“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宪法”。2008年马英九主政台湾刚一个月，“司法院”作出第644号解释文，认为此前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违宪，理由是人民的结社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换言之，岛上民众此后可主张共产主义，也可主张分裂国土。正因为如此，有人以“外患罪”控告李登辉声称钓鱼台是日本领土，才显得荒谬。共产主义本质是经济学和哲学方法，本该在学术自由的权利保障之内；但分裂国土是超乎“宪政”保障范畴与条件之外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说，李登辉分裂国土的“言论自由”，是被一个没有保障范畴的“宪政”所保障的权利。这种核心价值被掏空的“宪法”，是全球唯一保障“台独”的空心“宪法”，因而是既保障不了“台独”，也保障不了“中华民国”的病体产品。
所以，在“台独”或“独台”的“宪改”“再政治化”框架内，对待抗战史只能是发病般的偏执。他们不面对围绕着蒋介石的抗战话题，为何会由反蒋而逼蒋而联蒋而倒蒋的历史因果；他们以为自己比冯玉祥和李宗仁还了解蒋介石；他们认为龙云和刘湘只是对蒋介石存在偏见；他们记不起叶挺这位国军军长；他们甚至不相信张发奎的口述自传……更别提他们和绿营一样，不会理会台湾日据时期以来坚决反殖民斗争的省内前辈的事迹。大家在这岛上多年来周折于拜蒋与去蒋之间，而没有从抗战依托的大陆视野来看待抗战，因而忽略在大陆的人口素质、粮食供需、经济型态、地理形势、武器质量、工业产能、资源开发、社会关系、国际氛围、敌我对比等重重条件下，必然决定大陆抗战有两个战场、两种战法的矛盾统一。蒋介石起先迟迟不对日宣战，岂没有同样的因由？
国共恩怨导致两岸各表抗战、各表一中，乐的是外部势力及其代理人。内战偏执曾贯穿整个中国抗战历史前后，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政治解放，谁就能统一抗战史观，并掌握历史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