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使中华民族解放了一层外力压迫，国内各族群因抗战而更加团结。但反国府的民变和内战却风起云涌，民族矛盾解除后的阶级矛盾上升为时代的主要课题。这就让败退台北的国府以镇压阶级反抗为要务，而民族解放的去殖民化工程被搁置下来，甚至被转化为服务台北统治正当性的工具，有人称之为“反共民族主义”。于是台湾社会经过半个世纪日帝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与阶级双重压迫后，至此为服务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而种下民族主义裂变与新殖民主义附庸的因子，双重压迫的构造仍未解放。在这个背景下，台北国府的立场是独揽抗战功劳，强调反侵略而非反殖民，强调美国援华而不提苏联助战，强调重庆精神而不提解放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强调国军牺牲官兵而不提投降和倒戈部队，强调八年抗战而不提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概念，强调投入上海60万却牺牲半数的国军而不提自发抗日的30万东北义勇军，高唱《中国一定强》而禁唱《义勇军进行曲》……
蒋经国（左）和李登辉（右）
但抗战史建构仍是必要的政治工程，因为可以连结到创建联合国，从而连结台北在国际间称号“中华民国”的正当性。换言之，抗战史服务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服务于西太平洋政治格局。例如岛内某些学人津津乐道“凸显‘中华民国主权’”的1952年《中日和约》，就是二战后美国支配东亚冷战势力范围与秩序的产物。但正如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阵营，青岛却被划归日本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并不在乎中国人的“民族自决”。1972年，东京承认北京为“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主体，同时基于“一个中国”的法逻辑，宣布其与台北的《中日和约》失效，这再度证明“中华民国”在国际间的主权声张失灵。反过来说，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内战两岸分裂，一贯坚持“东北、台湾、澎湖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却不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加深台湾社会长达20多年的抗战记忆反共化与去中华民族化的异变。当发端于日本的同心圆史观被移植到台湾后，就决定抗战史建构在政治范畴内的“去中国化”发展。
连战将参加9月3日举行的盛大阅兵式
所以，去年北京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受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北京扩大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让全球记得中国人的抗战牺牲与贡献，同时也强化各国对北京代表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而台北今年则举办意在抗衡北京的抗战胜利70周年“国防战力展示”，却意外反衬台湾社会内部的抗战史冷感，与外部国际政治环境的现实。这种抗战史建构一旦失去政治效能，其政治符号就会受人否定或质疑，于是“去历史化”并以之“再政治化”的路线就会浮上台面。这可以解释台湾高中历史课纲微调受到极大阻力，正因为那与岛上当前“去历史化”的政治路线相抵触；而台湾教育主管提出“中华民国史观与台湾史观对立”的解释，又暴露其所谓史观对立背后的政治困境。抗战时期，日本是否“殖民”统治台湾？台湾女性是否“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被当局乡愿式地决定并强加于台湾学生的史观建构，这不是“台独”与其载体相互对立的结果，而是“中华民国”与台湾相互解体的表现。可以说，抗战史建构的片面性与其反映的政治范畴不完整性，决定了其后包括去抗战化乃至去内战化的“去历史化”现象，这为台湾“再政治化”建构了集体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