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晚清备受列强欺凌之后，中国放弃了天下主义的雄心，守护的只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主权底线，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表现出一种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虽然到了21世纪崛起于世界，但诚如李光耀所说：“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过去，苏联与美国抗衡以争夺全球主导权，现在，中国的行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不过，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能够维持多长的时间呢？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世界秩序，但作为一个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民族”，中国的一举一动，总是会在世界舞台发生超乎自己预期的影响。
基辛格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秩序三要素理论：力量、克制和合法性。他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拥有了青春期的肌肉与力量，也具备了中年人的隐忍与克制，独独缺少的，是关于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价值。
不要以为合法性价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巅峰对决，最终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价值观的比试。谁赢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谁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来。在上个世纪，德国之所以两次挑战世界秩序失败，乃是其始终缺乏引导世界的新价值观和普世性建制。只有一己之民族利益和国家理性，是不会获得世界尊重的。
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问题不在于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基辛格在书中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观察。你以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真的是靠力量的均势维持了二百年的和平吗？不，基辛格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各方价值观一致。当年维护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宫廷的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与责任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也各为其主，但对国际法规则有共同的认知，对世界秩序合法性有先照不宣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