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成为西方的新盟主之后，威尔逊主义才有了实践的机会。基辛格说：威尔逊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每当爆发世界性的危机，美国都会以某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回归威尔逊主义。然而，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这个举足轻重大国的，只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美国之后的一系列国家错误皆与此有关。比如美国的中东政策，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要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伊拉克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在美国式民主选举之下，演化为无法整合的宗教与民族冲突。而以埃及革命为中心的“阿拉伯之春”，最终被证明为不过是一场美国所不喜欢的“伊斯兰觉醒”。
向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公然挑战的，当属伊斯兰教。基辛格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伊斯兰教所想象的世界秩序，乃是一个没有祛魅的真主意志的世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者哈桑·班纳提出，要用伊斯兰的制度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他充满激情地号召穆斯林信徒：“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神圣和全能的安拉的话？我们将与异教徒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多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从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斯大林的东正教共产主义到毛泽东的第三世界革命，最后都归于失败，如今的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挑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短暂的威胁，还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一神教之争？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其超越宗教、超越终极价值的程序性设计，为各民族国家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国际法的公共尺度。然而，正因为其背后价值合法性的不足，使得和平永远是战争之间的空隙，一旦国家间的均势被打破，就会有诱导战火的挑战者出现。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有10个最后走向了战争。
到了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崛起，从国家经济总量而言，十年之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头号GDP大国。中美之间，难道必有一战？基辛格对此并不悲观。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了解未必比美国少。他承认，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对方都是一个难以通约的“例外”：“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不刻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每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不管基辛格的对比是否正确，但中美之间因为价值观和文明传统的差异，的确隔着一层无法打破的钢化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