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拉长人口红利。这一过程在给予现代化生活方式条件下，提供更多人平等的发展机会，逐步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并培养出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大方向城镇化应以大城市为主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1979）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演化规律所提炼出的“S”形曲线（即“纳瑟姆曲线”），城市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成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70%）三个不同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镇化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表明中国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后期，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拉长人口红利。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称为影响21世纪进程的两件大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有效途径，是促进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纵观3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从人口城镇化层面看，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每年有1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从土地城镇化层面看，城镇数量显著增长，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
全世界现在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是25个，中国才3个，占1/8，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产值大概只占到了GDP的35%左右，美国和日本三大都市群都占到了60-70%。对此，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并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北京等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并不是“大”惹的祸，而是城市管理水平和管理体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