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供单中，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树棻(即刘棻)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小波(即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树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带回日本国内。石川说：“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即于邦起)。”他还称，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刘棻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石川伍一招认，潜伏在中国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原来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的钟崎三郎。钟崎已经改换中国衣冠，前往山海关一带。另外，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一个姓穆的汉奸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是，石川伍一说，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从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这份供单不但与李鸿章所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多有出入，而且还有许多猛料。前文已提到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竟然与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交好，甚至还纵容部下给神尾光臣提供北洋武器弹药的清单，如果这是事实，便可推断刘棻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与石川伍一打得火热，还收留他在家里居住，其实是有上峰撑腰的。
那么，这样一份牵扯李鸿章手下一大批人的供单，到底是真是假呢？戚其章先生认为，从供单提供的许多细节看，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供单中石川伍一提到，与他一同潜伏的钟崎三郎已经潜入山海关。石川伍一被正法后的一个月，钟崎三郎果然在大连金州落网。潜伏在北京的汉奸高顺、穆姓也确有其人。
高顺系宛平县人，原在北京顺至门外车子营居住，后投靠日本间谍组织，长期配合宗方小太郎在威海一带窥伺北洋舰队的动静。穆姓，即穆十，也是宗方小太郎的部下。宗方的日记中曾屡次提到，派穆十到威海、旅顺刺探军情。高顺当年11月也被抓获了。钟崎三郎、高顺、穆十都是李鸿章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中没有提到过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石川伍一死后被捕的。如果供单不是石川伍一亲口供述，志锐是无从得知的。
如果志锐所奏属实，李鸿章的确难脱干系。但纵观甲午前后波诡云谲的中国政坛，也许李鸿章的隐匿不报，也自有苦衷。
“倒李”风潮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主战的“帝党”和主和的“后党”在朝中针锋相对。“帝党”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志锐、张仲炘等在内的一干言官都是他的得力干将。“后党”则以李鸿章为核心。当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时，“帝党”便攻击李鸿章依靠列强调停、避免战争的主张。战争尚未爆发，一场“倒李”运动已来势汹汹。御史张仲炘抨击李鸿章于战事准备迁延观望，一味依赖俄、英调停，实为“开门揖盗”，“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他们甚至主张将李鸿章调离北洋。而支持李鸿章主和的慈禧太后则在朝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