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着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命伤财之举。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要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百姓的生与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的工具和服兵役的兵器而已。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杨广看来，那不过是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军队的轻轻弹压。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统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基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身居高位，居然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当场就会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我谏言，我可能会稍微地宽待，但是终究不会让你长久地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终究还是会杀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