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岸英同去山东土改复查团的曾彦修对毛岸英一再申明要“在工作中渐渐地改过”，恢复同史敬棠等的“老关系”的原委，记忆犹新。
1947年初，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中央为巩固后方，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这年3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带队到山西临县地区抓点。那次，毛岸英也跟着去了。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在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曾在晋西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梅行曾感叹，康生搞 的那个“左”呀，就别提了！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的经验在《晋绥日报》被多次报道，并一再被加上“按语”推广。
回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感新奇又觉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不仅没有怀疑，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赞“康公真有办法”。
土改工作的偏差，很快引起中央的重视，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康生的做法。1948年2月，又发布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 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1948年2月15日）等党内指示。部分地区根据中央精神，很快进行了土改复查。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一个党小组工作了半年。这时的毛岸英，经过学习文件和基层工作的磨砺，对土改中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敬”。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工作团的同志吃饭，毛岸英、史敬棠、曾彦修、于光远等都出席了。饭桌上，华东局领导扬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 有些自然村被他们占据，村边挖壕沟，架吊桥，谁也进不了村。我们的伤病员在村中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条件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 声拍案而起，桌上的碗筷都被拍得蹦了起来。他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过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 谁也没有再搭腔。
回到张家集工作团住地，大家议论起白天的事，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只能心照不宣。因为自延安“抢救运动”，许多人心存余悸。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不能有丝毫的质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服从。更何况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