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好到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
他俩都是1922年生，家英长岸英半岁，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
岸英性情坦率、奔放，加之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习惯，更显得直白爽快。家英也是个性情真率，表里如一，有话藏不住的人。他和岸英成为挚友是很自然的。
1950年1月底，我在协和医院生小英（姐姐的乳名），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在延安送给老乡了。听说得了女儿，家英高兴地到医院来看我。我清楚地记得，是和岸英一起来的，他们之间毫无芥蒂，亲如手足。
进城后，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不常回家。但只要回中南海，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开开朗朗，给人以感染力。
母亲对毛岸英的印象很深，但所知毕竟有限。多年的关注，使我从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父亲和毛岸英的故事。
父亲成为毛岸英的老师
父亲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当上毛岸英老师的？据有发言权的曾彦修老人（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讲：
毛岸英于1946年初回国，组织安排他在中宣部搞俄文翻译。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岸英和家英、于光远、何均、陈真、曾彦修都住在一排窑洞，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