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