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研究者林克光的一段话，极好地指出了康有为的另一大缺点——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标榜“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但视其言论如何，不得计其为何人之言论”。批判“圣权无限。凡奉此圣之教者，所有言论，惟以此圣为主，不以理为衡”的错误，斥为“与几何公理全背”。然而，他所奉行的，恰恰是他所斥责的，大搞“圣权无限”，把孔子的言论捧为“范围万世”的绝对真理，把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纪纲奉为国粹，强把孔子推为教主，大搞尊孔迷信。他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平等自立，妇女解放，尤其反对“一夫可取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说这与“公理不合，无益人道”。可是，他自己却先后娶妻妾达6人之多，而且已经62岁了，还娶一个刚20岁的黄花少女为妾。他鼓吹老师与弟子应各有自主之权，反对弟子不能自立，绝对服从老师，说这样“大背公理，无益人道，其弊甚大”。而他却处处维护师道尊严，对弟子实行封建家长专制，独断专行，把弟子当作自己的附庸，不许弟子自立，不许有言论自由，更不许革命。自己错了，还要迫使弟子服从。他宣扬“天地生人，本来平等”'。认为屈抑他人为仆婢，“大背几何公理”。可他晚年使用的仆婢竟达数十人之多，没有一天不役使仆婢。
康的言行往往如此相反，以至为他作传的弟子们也批评他：“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路，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严复当年在给熊希龄的信中说：“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光绪帝）故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未必生衅……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阻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已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今安在耶？”可见清室之覆，康有为实与有力焉。
有论者反观之，在严复言之则为罪，在他人言之则未必不为功。百年转瞬，循环往复。无论其为功罪，康有为之于今日，仍自有其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
康有为是一个现代政治思想和士大夫气质混合的人物，在他长期的维新—保皇生涯里，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分析判断始终和对光绪皇帝的个人感恩掺杂纠结在一起，最终将他塑造成一个彻底的保皇分子，一个让后人感叹不已的复杂历史人物。学者余英时曾经提到，“已故的列文森（JosephLevenson）对中国近代史曾提出一个着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去不开中国的旧传统。”
这句话，也足以解释康有为私生活上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康的女儿康同璧回忆，康有为逝世的前一年(1926年)夏历八月曾到北京，由她和梁启超、张篁溪等弟子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乃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谭字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