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
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亦有诸多可指摘之处，但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对甲午战争后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幅度极有限）和产业资本的成长，乃至对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统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直至最终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
戊戌变法成耶？败耶？康有为成耶，败耶？梁启超对此有一个极精彩的答案，他在《南海先生传》一文中写道：
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反动力，反反相动，动动不已，面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跌挫一无所存，而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今者反动之反动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
先进的保皇派？
1899年7月20日，变法失败流亡中的康有为在加拿大正式成立保皇会。从此，力主君主立宪，与革命为敌，甚至不惜在民国后加入满清复辟闹剧，成为康有为被后世诟病之处。
庚子事变之后，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开始倾向革命。康门子弟有不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也觉得只有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这个政府，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社会的目的。梁启超更是激奋，高唱革命排满之论。南北美洲保皇会中有些成员写信给康有为，要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保国保民”。康有为听到这些言论，大不以为然。为了防止革命倾向的增长，稳住保皇队伍的阵脚，他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书列举了诸多反对革命自立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法国一国，这是欧洲特别之情，而革命后且有大乱发生，后果并不美妙。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又说凡事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印度各省自立，不数十年而全灭，这是前车之鉴。总之，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靠光绪“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他告诫保皇会成员，“无误于异论，无鼓动于浮言，无惑乱于小变”，责备梁启超是“倡谬说以毒天下”，并宣称自己“以死守此义”。
1906年，清政府为阻挡革命潮流，下诏宣布预备立宪。康有为以为实现君主立宪的时机到了，喜出望外，起而响应。1907年2月，他把沉寂已久的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提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的纲领，一心等待光绪复辟之日的到来。不料到了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两天之内相继死去，康有为幻想破灭，十分哀伤，除夕之夜写了《祭先帝后望海独立思旧感怀》一诗，并上书摄政王，请杀袁世凯以报先帝之仇。康有为无皇可保了，但他仍不谈革命。1909年，清政府又一次宣布“决心预备立宪”，并颁行《资政院章程》，康有为又把君主立宪的希望，寄托在新皇帝溥仪身上，希望能回国内再干一番大事。他向摄政王载沣上书，毛遂自荐，表示愿“更效驰驱，共建大业”。但载沣并不理睬。康有为眼见国内张謇等立宪派又是成立各省咨议局，又是发动万人请愿活动，一时闹闹嚷嚷，兴高采烈，心中不禁升起一种被弃的悲哀。他在《惜诵》一诗中写道：“天马欲腾去，名姝未赎归。故园万花放，可惜老鱼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迅疾土崩瓦解。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采用民主共和政体。很多立宪派人士都顺应潮流，改变宗旨，抛弃清室，赞成共和了。康有为却激烈反对，他一口气写了《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等数篇长文，说中国已行帝制数千年，不可骤变，现在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民主共和，他指出，近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体，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大乱无已者也”。有鉴于此，欧美少国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于无君，犹且薰丹穴而求之，迎异族外国人而宗之为君。”康有为认为，国外的经验证明，共和政体不宜采用，君主立宪政体最为适宜，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国则应吸取两种体制的优点，创造一种新体制，即“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两种体制相比较，“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其惟一不同，是虚君共和政体在总理大臣之上有一无权无为“土木偶”神式的虚君，它的好处则能免去共和政体下为争总统而不断发生的政争与动乱，而且由于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康有为认为，虽然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有才能，但虚君又是“神”，固须有极高的资格地位，国内无一人可比，“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据此条件，环顾宇内，只有清朝宣统皇帝和孔子后裔衍圣公能荣任此位。很明显，康有为虽然煞费苦心，自认创造了一种新政体，但从其内容不难看出，虚君共和不过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别称而已。以戊戌年为界，康有为的一生分为两段，前期维新进步，后期保皇守旧反动——这曾是大陆史学界长期的主流观点，至今似也居庙堂之高。不过，这个“主流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