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成功者
1898年，戊戌年，在京城经营有年、奔走朝野宣扬维新思想的康有为终于大放异彩，在41岁之年影响力达到了清政府的权力中杻。年初，他由总理衙门问话；年中，被光绪帝召见。当年清朝进行了改革，史称“戊戌变法”。6月11日，光绪帝经慈禧太后批准，下诏书以定国是。此后新政厉行，废八股，设铁路矿务总局，允司员士民上书，设农工商总局……到9月初，改革达到高潮，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1898年1月24日，戊戌年大年初三，下午，清廷几位重臣召见康有为，其中有中堂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恒等。荣禄首先发话：“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马上驳斥：“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如何变法，康有为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又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答：“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问他如何筹款，康答：“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6月16日，光绪接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时所着《我史》中记载：
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吾即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乃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门槛窗棂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庀材鸠工，殿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中不能御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其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上以为然。
后来，康有为又问：“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看着帘子外面，停了停，叹息说，“奈掣肘何？”康有为知道他受西太后的牵制不能自由办事，就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唯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欲变法，唯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崇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光绪也点头同意。康有为和光绪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光绪召见臣下谈得这么久是极为少有的，连宫里当差的都感到十分惊奇。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利用自己受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以专折奏事的特权，通过一道又一道的奏折，将自己的变法主张献给光绪，作为朝廷推行新政的参考。他自己署名及代人草报的奏折有34件，几乎是每两三天就写一件。此时的康有为，虽仅六品官衔，且无具体政务，但能通过皇帝将维新变法的主张自上而下加以推行，103天中，发布新政诏令一百多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个方面。
政治方面有：尊孔教为国教，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裁冗官，断发易服改元，开懋勤殿议制度，开制度局等，希望朝廷能破格录用维新变法人才，建立变法机构。经济方面有：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立商政，开农学堂、地质局，筑铁路，废漕运，裁厘金等，要求保护工商业，发展新式农业。军事方面有：停弓刀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广设武备学堂，广购西方新式武器，大练海陆新军以强中国。文化教育方面有：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办学校，译新书，以培养新人才。
慈禧太后始终关注改革进程，对光绪帝未经其同意罢免礼部六堂官极为不满，两人关系陷于紧张。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第三次听政，杀害六君子，改革举措大多被废止。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学者袁伟时说，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