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的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接到周总理逝世的电话，我叫上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总理遗体去医院的车队。我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我们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总理的遗体后，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