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侦讯小组对所包干负责的对象开展工作后,我和其他小组的同志一起在自己负责的领域中,热情奋发地进行战斗,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广泛地收集材料,提取有用的证据,有计划地讯问战犯,努力完成侦讯任务。
为了推动侦讯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团还采取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措施。当时摸底统计,在一千多名战犯中,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60-70%。根据这一情况,为分化瓦解战犯,孤立上层,打击少数顽固反动的罪犯,工作团决定像土改中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揭发斗争恶霸地主那样,对战犯中的下级军官进行动员。记得是我们进入管理所不久,一个春寒陡峭的日子,在一个大操场上,集中全狱的战犯,由工作团主任李甫山(高检办公厅主任)亲自做报告,发动战犯中的中下层军官起来揭发他们的上司军官的罪行。
当工作团对战犯侦讯开始时,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又出现了新的反复。他们惶惶不安,感到深挖罪行的举动非同以往,怕坦白了吃亏,怕留下杀头的证据。又见将校级战犯“纹丝不动”,妄测他们“职位高、罪行抽象可能被赦免,自己将成为他们的'替罪羊'。”所以顾虑重重,猜疑观望。想交罪,又怕治罪;要检举,又怕报复;交战争杀人,不交平时杀人;交奉命杀人,不交命令杀人;交次罪,不交主罪;有的甚至推翻了前供。针对这种情况,李甫山主任在动员大会讲话中,反复讲明我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精神,打消他们的顾虑。
接着,工作团又组织罪恶严重、认罪较好,敢于检举的中队长柴田修藏中尉向尉级以下战犯作了认罪检举的典型示范发言。他痛哭流涕,认罪忏悔,一气讲了4个小时,台下的全体战犯也流着眼泪,不断地喊着:“同感!同感!”从反对营垒里分化出来的典型的现身说法,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战犯的认罪忏悔起着重要的促进催化作用。随后,在绝大多数尉级以下战犯中,立即掀起了交罪检举的高潮。
当然,侦讯战犯的道路是不平静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多数表示了认罪,但仍有少数顽固分子继续反抗。警佐铃木太助绝食威胁;警尉木村米之装疯卖傻;中尉鹈野晋太郎在侦讯人员找他谈话时,公开称:“在打倒天皇之前,我首先要打倒国友(表现积极的战犯)。”在前苏联关押时期组织反动“黑龙会”的骨干分子市毛高友中尉,还布置同伙搜集表现好的战犯名单,准备回国后实施以报复。
为了打击反动分子,并防止发生意外,工作团通过管理所把表现顽固的战犯分子押到各个监号,“以好夹坏”,严密控制。同时,还抓住市毛高友这个坏典型,公开揭穿他们的罪恶阴谋。从而使顽固战犯纷纷垂首缴械,进一步促进了侦讯工作的深入发展。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尉级以下战犯基本上交清了罪行,他们还写了4000多件检举材料,揭发了14000多条罪行。
通过分化瓦解下层,有力地动摇了上层分子。但有些人自感罪行严重,还没有坦白检举的勇气,忧心忡忡。工作团又协同管理所加强管理,对症下药,采取适时的教育进攻措施,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以下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促使思想转化。对重点对象,还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地进行了政策攻心,鼓励好的,争取中间动摇的,批评教育顽固的,指明出路。尉级以下表现较好的士兵与将校级军官生活在同一监号,出现了“将军当学生,士兵当老师”的新情况,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争取下层,分化上层,而且为他们的新生,结成新的平等关系,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经过反复的教育、反复的斗争,使将校级战犯走上了坦白认罪的道路,促进了侦讯工作的顺利完成。
严密定罪不枉不纵
随着在押战犯的坦白认罪,侦讯工作进入更加细致、严密的阶段。当时,工作团组织的侦讯小组,每一个检察员大约分担10多名战犯的侦讯任务。那时,我们每个小组的同志,可以说是吃饭匆匆,夜不能寐,要从各种档案材料和战犯的供述中提取线索,认定罪证,识别真伪。
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没有硝烟弥漫,却是刀光剑影;没有生死呐喊,却是激烈拼斗。一轮又一轮,一次又一次,面对面交锋,面对面较量,反复核实,反复验证。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侦讯对象的定案愈近尾声,跋涉愈益艰难,唯恐出现疏忽,影响对战犯的正确审理。
当时,有的战犯在侦讯中把水搅浑,也不是没有的。
11月的一天上午,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警部特高第一股股长小野寺广元,在侦讯中遇到了他自己造的暗礁。为了搞清他在大连是不是参与镇压中共组织一案,侦讯小组先后换了3名检察员。小野说,有一天早晨大逮捕,他记得没有参加,可有人说他参加了。“那天早晨,你领谁到了哪些街道,在哪一家捕了什么人?”小野晃了晃比别人大得多的脑袋,说他是搞“特高课”的,常有抓小偷的行动,也有一次救援行动,“参与或者没有参与那次大逮捕,我实在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