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
入侵捷克,使毛泽东对苏联的霸权更警觉
自6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 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一是不断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中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党内已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他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于是,在对外战略重点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
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革"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
1968 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因此召开" 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
珍宝岛冲突的爆发不是一次孤立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