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
因此,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所有的国家),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
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灵活机智的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