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审日本战犯的日日夜夜：揭开日本战犯狰狞面目

　　所以，当工作团整日夜地与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打交道时，我的心中真是抑制不住燃烧起来的满腔仇恨的火焰。在这个环境里，也是无时不感到这些恶魔的浓浓血腥。

　　关押日本战犯的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日冠当年为关押我抗日联军战士和我国同胞而修建的一座法西斯监狱。遗憾的是，他们亲手建造的这座人间地狱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扩大关押我军战士和我国同胞，就被我解放。而今则用来关押他们自己。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侵略者一枕黄粱美梦，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为他们葬身自己设下了绞刑台。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亲眼目睹了当年法西斯分子残害我国同胞血腥暴行的痕迹。一次，战犯们在平整操场时，挖出了一具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在全体战犯面对着这具头骨默哀时，伪满抚顺监狱的典狱长大村忍，介绍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的地狱情景。他说：伪满时期我就在这所监狱，那时，这里充满了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每个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折磨死。

　　当然，如今同样还是这座监狱，却成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造战争罪犯的场地。用战犯自己的话说，现在这里只有读书声、唱歌声了。过去的苦役工厂变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变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变成了浴室。罪犯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会相信他们就是当年杀人的魔王？

　　在战犯管理所的附近有一个高山坡，在侦讯战犯期间，每当在冰雪解冻天气晴和的日子里，我就和一些年轻同伴，在清晨或傍晚去坡上踏青、散步，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和附近的村民们熟悉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中央派来侦讯在押的日本战犯时，乡亲们无不义愤填膺，向我们滔滔不绝地控诉当年日军在距这里不远的平顶山村犯下的罪行。

　　距战犯管理所约五六公里的抚顺露天煤矿本部山下，有一个千户村落，名曰“平顶山”，是抗日义勇军当年出没活动之地。1932年中秋节之夜，一支民众抗日力量路过平顶山村一带。中午，日伪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川上精一和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带领部下190多人包围了平顶山村，他们把一户户正升腾起袅袅炊烟的3000多群众驱赶到一起，用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对未死者刀劈、枪刺、崩山掩埋，连儿童也没有放过。日军还焚烧了全村800多间房屋。无辜的3000多生灵，顷刻间惨遭涂炭。在后来建起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仍可看见当年留下来的累累白骨。这些遗骨或蜷缩着身体，或张大了嘴巴，在无言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沉重地叩击着参观者的心扉。

　　他们把狰狞面目掩盖起来

　　在我们开始对战犯进行侦讯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因这些罪犯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年纪都很大，不但凶戾，而且狡猾。当我们面对面地进行交锋时，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竭力把自己的狰狞面貌掩盖起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使我神圣领土，痛受蹂躏；中华儿女，惨遭杀戮；中华民族，遭受空前未有的深灾大难。哪座青山，没有我民族的血泪？白骨累累，铁证如山。在他们强夺侵占我国的领土上，到处建立傀儡政权，集户并村，建立保甲连坐。抓劳工，逼得我无数同胞家破人亡。特务如毛，无孔不入。阴森森的牢狱，有我多少同胞、多少抗日英雄在这里壮烈牺牲。在日冠的铁蹄之下，我沦陷区的同胞灾难深重：房屋被烧，四处逃亡；亲人被害，骨肉分离；生活无着，沿街乞讨；贫困交加，痛苦呻吟……可以说，日冠的侵华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倾东海之水洗不尽，罄南山之竹写不完。

　　可是，这些当年在我国亲手制造骇人听闻灾难和暴行的日本战犯，他们从入监的第一天起，就矢口否认有罪。而现在当我们面对面地对其展开侦讯，他们自知定罪审判的时刻即将到来，更是变本加厉，百般抵赖，拒不交代。特别是31名将校级战犯，一直是缄口不语，盼处理又怕处理，想交罪又怕治罪，要举报又怕报复，思来想去还是以“走”为上策，继续置若罔闻，消极对抗；侥幸观望，等待归期。有的虽张开了嘴巴，却是推翻前供，对抗检控，咎罪下级；推咎不了的，则改变口径，谈虚不谈实，谈小不谈大，谈轻不谈重，谈公开不谈秘密，谈集体不谈个人，谈战场杀人不谈非战场杀人，谈奉命杀人不谈命令杀人和自主杀人。

　　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更正其在苏联期间的供词。他说：“苏联调查官问我1945年2月下旬讨伐（中国）当阳附近的战果时，我想象地说大约50名。后来仔细想，记得联队长向我写了简单的书面报告，可是内容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少将旅团长庄司巽胡搅蛮缠，竟说什么：“我是爱护中国人民的。我的部下抢来20匹马，我只是留下了3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