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审日本战犯的日日夜夜：揭开日本战犯狰狞面目

　　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夫，有据可证他曾抓捕中国军民3900多人，他却彬彬有礼地对侦讯工作人员说：“先生，你讲的道理都对呀，可是，我是抓小偷的，有什么罪？”

　　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岛村三郎气势汹汹地说：“我是腰里别着脑袋来跟你们谈话的。再问，我就拒绝回答！”

　　伪满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许多罪行中含有亲手指挥绞杀我抗联干部孙国栋，却在认罪交代时佯装抵赖，一会儿说“我会自杀”，一会儿叫“有材料拿出来”，一会儿连嚎带叫，蒙混过关。

　　我担任侦讯员在进入工作不久，由于我对日本战犯的深刻仇恨，而又缺乏斗智，所以一度紧张失策。一次，我所负责的一名佐级尉官战犯，在开展侦讯后，死不认罪，态度蛮横，我不由自控地在愤怒中冒了火，用拳头狠狠地击拍了一下桌子，顿时使这名战犯惊骇得不知所措，回监后表示要自杀。

　　这件事情，当即引起工作团领导的高度重视，高检检察员井助国老厅长亲自来跟我谈心，他没有正面批评，但却语重心长地向我说，他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懂得做犯人的心理。犯人在监狱里对管理人员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是很敏感，也是很在意的。他指出，一定要及时掌握侦讯对象的心理变化，也不要跟犯人发火，即使是顽固对抗，也要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啊。经他谆谆教导，使我在侦讯战犯中终于逐渐地学会了游泳，掌握了要领，智斗犯人。

　　在深挖犯罪刺刀见红的侦讯打响后，像我这种因气愤而行为过激者，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有时连老同志一时失控也有发生。在一次号召下级士官检举揭发将校战犯的大会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当时，黑压压的一片罪犯人群，台前并排站着一排抗罪、赖罪又阻挠同类坦白自新的将校级战犯，他们低头听取纷纷即席站起来的尉级及其一下战犯的揭发、批判发言。这些来自内部知情者和执行者面对面的清算，无疑是一颗颗重型炮弹投向首要战犯，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变认罪。会上，即有一些战犯提交了死刑申请书，有好几份还是当场写的血书，尽管这不是管理所当局提倡的。但是，也有顽固对抗的。日本关东军第八司令部中佐参谋广濑三郎不屑一顾，表现蛮横。他先是怒目相对揭批发言的人，而后索性前后左右地扭转着身体，背靠背地对峙发言人，趾高气扬，气焰嚣张，令管理所所长吞咽不得。一时气氛之下，所长命令看守员当场给他戴上手铐，关进了单间反省室。然而，第二天一早，这位所长有亲自到反省室，撤销了自己的命令，并且当面向广濑道歉，又送回到他原来的监舍，再次诚恳表示自己要检讨与改正过失，注意制怒而不感情用事。

　　所长从“制怒”二字想到手铐，又从手铐想到政策，发现自己的作为超限了。“不对啊！手铐、脚镣是戒具，不是也没有什么'罚具'、'刑具'。它们是限于危及监狱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时候才使用的。”所长一夜三省吾身，“从绥芬河到抚顺一路上，从入监到眼下这么长时间，上千人没有一人加铐过。眼前的情形，也不属于需要用戒而非铐不可的境况呀……”

　　这件事使在押战犯深深地引起震撼。“作为监狱的第一当权者，给一个态度恶劣的战犯戴一夜手铐，算个啥错误？”那些一时执迷不悟的将佐们，即使不与当年暴虐中国“嫌犯”、残杀中国平民时的自我比较，也深感不解，自疚不如。

　　运用政策制服战犯

　　当工作团侦讯初战拉开，检察员们一度对充满武士道精神，长期来受法西斯　　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而骄横自负的日本战犯，不能不有些“刮目相看”，久久地在心理上响起警钟：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不可麻痹，不可轻敌。对一些城府很深的“庞然大物”，也不是没有啃不动的殊感。

　　各个侦讯小组跟自己的包干对象，几个回合下来，并非是个个战犯都服服帖帖，接受侦讯，引颈受审。特别是那些将校级战犯、重点人犯，依然是心怀叵测，等待观望，纹丝不动。即使是来自公安、检察战线上的老同志也都有些棘手，暗暗着急。

　　面对这个情况，工作团在侦讯工作开展不久，即由负责工作团领导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召集开会。这位在中央苏区和延安就一直做党的保卫工作的老前辈，是我党在公安司法隐蔽战线上着名的审讯专家。他在32岁时，便于1942年在延安撰写出版了我党第一部《审讯学》，被中央定为保卫人员必读的正式教本。这一次，他受中央委托，担任处理日本侵华战争战犯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个战犯管理所的前沿阵地上指挥督战。

　　谭政文副检察长针对工作团少数同志面对强敌有畏难的情绪，在讲话中指出，对敌人决不能有任何畏难情绪，就像强攻敌人的碉堡，只有勇敢向前，不能犹豫后缩。他不无诙谐地说，这些年来他在同反革命和犯罪分子，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中，只有一种犯人不好对付，那就是“哑巴”。只要犯人开口说话，我就有办法制服他。他的讲话，对整个工作团特别像我这样刚出山的年轻人，的确如同一盏明灯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大大增强了信心和斗志，勇敢地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