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审日本战犯的日日夜夜：揭开日本战犯狰狞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浩劫。当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政权被少数战争狂人所操纵，肆无忌惮地侵略它国，铁蹄之处，烟灰弥漫，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像一股祸水横流中国广大地区，日本先后出动陆军100万，在中国领土烧杀抢掠，使得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1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历尽苦难，走过血与火、泪与恨的漫长艰难岁月，终于驱逐了战争瘟神，赢来了胜利的曙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早就期盼着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庄重严肃审判时刻的到来。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灾难，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耻辱。

　　历史的巧合也真有意思。日本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却侵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人如麻。而这次我国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却又是在真武庙进行集训干部。1955年底至1956年6月，中央检、法、司又合署办公，各方面的司法专家汇聚在北京卧佛寺，一起起草起诉书、判决书、辩护词和公诉词等各类法律文书。真武庙和卧佛寺都是佛家的圣洁之地，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佛教“信徒”备好了下场。从各地汇集来的人民共和国司法战线上的年轻卫士们，决不会对这些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恶魔留情，一定要让他们永远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序幕

　　1954年3月4日，我们结束了在真武庙的火线培训，由300多人组成的侦讯大军随即乘列车北上，奔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另一支侦讯大军，则同时进发太原关押战犯的监狱，开始了周密、严肃、精确、负责的审查、调查、验证、核实工作。我参加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侦讯工作团。

　　那时，当地政府为了接待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将紧靠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抚顺工人疗养院全部腾出来，我们就住宿在那里，早晨乘车去监狱办公，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随着工作紧张，我们全部搬进管理所腾出来的宿舍住。

　　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后，按照部署的原则，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当时，组织了若干侦讯组，将战争罪犯特别是重点人犯分到小组，包干负责，逐人开展侦讯。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12个省、市深入群众访问，获取直接和间接的证据。

　　一场认罪坦白与检举揭发相结合、严密审问与广泛取证相结合、系统侦讯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既严肃认真又实事求是的侦讯决战在狱内外、省内外打响了。通过内查外调，在全国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日本战争罪犯调取的罪证材料纷至沓来，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堆积得非常多，最后连工作团居住的大院办公室里都装不下了，只好在外面露天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谁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是暴行事件的策划者，谁下的命令，逮捕残害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折射了当年这些涂炭生灵的恶魔犯下的种种罪行，斑斑墨痕，没有消失。

　　深埋的剧烈仇恨

　　在工作团，我被分配在普通战犯侦讯组。我和一位归国不久姓缪的年轻爱国日侨搭档，他做我的翻译兼书记员，负责对几个佐级日本战犯进行侦讯。

　　对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我是随着岁月惊涛逐渐加深认识的。当我刚进入湖南纱厂子弟学校时，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使学校和我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日军侵犯进攻长沙时，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逃出沦陷区，在异乡颠沛流离。在那山河破碎的年代，我是唱着“黄水谣”、“我家在松花江上”长大的。我和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在1937年底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我后来从很多当时的战地记者拍摄下来的惨绝人寰的图片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日本鬼子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总共杀害了34万中国同胞。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还记的，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疯狂地在南京紫金山进行“百人斩比赛”，比谁先用东洋刀砍死100个中国人，甚至在他们分别杀害了105个和106个无辜的百姓而无法确认谁先过百时，竟又约定，再砍杀150人为二轮比赛的“指标”！不算过去日寇侵华的历次战争，仅从1937年算起的8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即死亡一千万以上。连曾任西南太平洋盟军三军总司令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认为，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暴行“是对军人荣誉这个最神圣准则的践踏”，成了军人职业的耻辱。总之，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早已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