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建设叫破坏，有一种无为叫保护。这句话体现在这里，最贴切不过——即不破坏，就得谢天谢地算是保护文物了。谁让文物保护抵不过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呢，当文物局遭遇开发商，只能两眼泪汪汪了。
文物局敌不过开发商，其实本质在于文物局敌不过GDP政绩论。文物保护，注重的是政府投入，即便有点旅游性的收入，也与房地产带来的暴利难比高下。所以，保护宋元粮仓遗址，注定了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投资事宜。而拆了再建，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建“假古董”能给当地带来就业，另一方面，还能带动当地消费，这就像建大楼一样，水泥、钢筋、石砖都会大量购需，如此一来就有了政府希望看到的GDP与扩大内需。于是，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文物局对抗房地产，便成了体操运动员和相扑运动员玩摔跤，失败早已成为定局。
然而，“仿古”与“毁遗”的争论，似乎早已不辩自明。仿古建筑年年可建，历史遗址却可遇不可求；仿古建筑毕竟是山寨作品，其历史价值与文化魅力，也将大打折扣。这样的理念也在国际上得到过确认，1972年联合国正式发布《世界遗产公约》，其核心精神便是“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不是拆了再建什么“假古董”。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就曾指出，我国目前在城市遗产的保护上存在“真古董”不如“假古董”的误区。
“仿古”代表着政府的功利思维，虽然形象突出，却是舍本逐末。剔除政府观念中的功利思维，保护文物，才可能得到政府和开发商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