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名而来的深圳市民认真聆听陈可石教授对民俗和“新田园城市”的理解。
民俗是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城市没有了民俗，就缺失了底蕴；城市没有了文化，就失落了灵魂。民俗需要人来传承，如果城市规划中忽视了人的存在，建立的城市将会是精神荒芜的沙漠。早在19世纪末，英国埃比尼泽·霍华德就针对英国快速城市化所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6月19日，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陈可石教授带来了他对民俗与“新田园城市”的深沉思考。
置身于历史的时空，生活在历史的隧道里，这就是民俗的意义。城市设计就是设计城市。城市是一个工程，所以城市规划师又是工程师，我希望把艺术、人文的关怀带进城市规划中。
本原：城市是民俗的舞台
留学时，我才开始理解民俗。留学之前，我在清华大学研究古建筑，看了我国大部分的古建筑景点和传统村落，但是并没有感受到民俗就在身边。直到有机会到英国留学，才被传统民俗深深感染。
在英国的6年时间，我接触了很多和民俗有关的东西。可以说，西方文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民俗来传承的，所以在英国，人们会被一种民俗所包围。要了解那里的文化，就必须深入到当地的民俗当中。英国的城市，就像一个民俗大舞台，很多民俗节庆都和城市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很珍惜历史文化传统，把广场、街道作为非常重要的城市空间。同时，也把这个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最重要的部分保留、完善。
民俗体现在英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爱丁堡，他们通过节庆、建筑等，从物质和非物质方面都以很强的力量传承着民俗。在那里，民俗也有很活的表现形式，比如街边的演出。
我曾有机会到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旅行，印象最深的就是各地的民俗传统。比如西班牙的弗拉门戈（Flamenco），晚上，在各个城市广场，女孩们都盛装跳着弗拉门戈。有一年春天我到意大利，同车的女孩说一定要去他们的广场，我就跟着她去了。那天是很特别的节日——感恩节，小镇上有一个游行，大家都非常欢快。
在爱丁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民俗，还有TATTOO军乐节，各个国家的军乐队都在城堡前演出。有一年，我国的军乐队也参加了演出。但是回国后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再看到过我国的军乐队演出。我们的很多传统没有一个舞台，城市把为民俗设置舞台的责任遗忘了。城市现在很重视生产，重视经济工作，但是忘记了一个城市更应该有文化的存在。人们生活在城市里是寻找幸福的，而民俗正是文化的载体。
爱丁堡有一条街叫皇家麦尔大道（Royal Mile），大家在新年的前夜，在新年钟声敲响几个小时前就集中在这里。当新年的钟声响起，你可以吻任何一个人，不会被拒绝。这个民俗在500多年前就开始了。后来，我在爱丁堡举办了一个水彩画展，所有来参加美术展的人都着盛装，这种风俗是潜移默化的。我在欧洲生活了很多年，很多看法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包括民俗。我很接受他们很多好的传统，比如圣诞节，就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大家亲如一家，庆祝岁末。
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民俗有很多共同点，如节庆、婚礼、生日。人类都在共同追求一些东西。在英国很少听到革命性的言论，他们的文化很强调传承，强调好的东西需要慢慢演变。民俗还包括礼仪，比如毕业典礼，这种西方礼仪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现代民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学习过来了，所以说民俗不一定非要是中国的。
我作为城市设计师，从美学角度来思考，民俗可以说是农耕文化盛开的花朵。农耕文明当然有辛苦的时候，受自然的影响很大，但是农耕文化也有庆典、有收获。在这种自然过程中，农耕文化培育了它的民俗。民俗是农耕文化的优点，它体现了很多美好的愿望，比如剪纸。人们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造就了很多美好的文化现象，就像我们所说的福禄寿喜、天人合一等，都体现了一种世界观。
我们现在慢慢看到民俗的重要性，比如北京的庙会，还有泼水节，很美，是对美好和幸福的祝愿。西藏的一些民俗也非常让我震撼。舞狮则是我国公认的民俗庆典。另外，民俗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更高层次的升华，如戏剧。
民俗带来的文化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曾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古典希腊时代”，也就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400年这段时间的艺术文化。西方的文化艺术，包括民俗的根基很多都在这里。雅典卫城帕特农（Parthenon）神庙里有一组浮雕，记录了古希腊时代每4年一次的泛雅典娜节，举行这个庆典时，所有希腊城邦国家都会来到这个地方。古希腊庆典中还有一个每4年在奥林匹亚举办一次的运动会，延续到现在是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那些浮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习俗。古希腊神话也是对民俗的演绎，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欧洲，民俗和城市能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城市保留了传统，和民俗很吻合。最著名的就是每年四五月份举办的威尼斯龙舟节，它与500年前的龙舟节相比几乎没有改变，船和周边的建筑都几乎一样。而我看到报纸上介绍的深圳和香港的龙舟节，环境就有一点勉强。
一个城市如果有传统，就能让城市变得鲜活。市民希望能够参与到城市活动中，游客也希望有活动在这个城市出现。西方复活节有很长的历史，大家都戴着面具，像这些场景，在欧洲、北美我们都能够找到。我也希望能在深圳找到这样的场景。深圳是一个滨海城市，如果有这种生活场景，民俗就会产生。民俗需要场景来演绎，我也希望在各个城市创造一种具有文化传统意义的城市场景。
背弃：快速城市化遗失了民俗
美国芝加哥有一个市民中心，人非常多，那里有音乐会、露天剧场等很多活动。一个城市，特别是广场，就是要提供给市民活动的空间，比如庆典、文化活动。
中国是全世界少有的重视民俗、重视城市的国家。但让人感慨的是，在如此有深厚民俗传统的国家，为什么现在的城市规划却和我们的传统背道而驰？在宋代，小说和画作中都再现着一个世俗的伟大社会，大家都享受着生活，皇帝是艺术家，官员是诗人、词作者。从《清明上河图》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城市、那时的空间、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世俗的繁华。可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只不过现在被我们遗忘了。曾经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非常羡慕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在我们却反而羡慕他们的文化传统。传统的民俗是建立在城市空间之上的，我们现在要找回自己的传统。我特别找了一张清代大婚庆典图片，庆典的场景是在太和殿，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历史有时是非常遗憾的。当然，我是从美学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要改变历史，历史是不可改变的。现在我们正走在回归的路上，但是回归的路程很慢，回归的舞台也存在问题。
工业文明推动下的快速城市化背弃了农耕文化的优点。我们的城市很伟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是伟大的城市，但是快速的增长，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的传统在什么地方？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工作、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民俗和庆祝，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有伟大的城市、伟大的地标，但是这些钢筋混凝土让我们远离了田园。人们的精神被扭曲了，行为被城市规矩化了。车在我们面前横冲直撞，马路越来越宽，人越来越渺小。马路越宽，越堵车，这是现在中国很普遍的城市现象。在很多城市，人没有办法步行，没有办法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这违背了人们的愿望和生活目标。人们来到城市寻找幸福，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城市规划中就存在着类似这样的很多问题，有很多教条。城市应该是为人的，应该创造宜人的空间，应该有民俗。我们要做庆典，要参加城市的活动，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城市都非常奇怪，什么都不发生。当然，这可能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过程。
陈可石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香港中营都市与建筑设计中心总规划师。主要作品有《城市设计与古镇复兴》、《城市设计晴朗的天空》、《城市的想象》。
回归：“田园城市”与农村相互结合
汶川新城水磨镇的老街 北 方 摄
中国人血液里流动着很强的传统观念，比如春节大家一定要回老家，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在一个城市，我们一定要创造能继承中国民俗、中国传统和中国生活方式的空间。所以我们提出“田园城市”的理念。
“田园城市”不是一个新的理念，它是英国社会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最早提出的。在英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很快的背景下，城市非常拥挤，犯罪率很高，可很多人还是要来城市，但是农村很好，很安全，为什么大家要放弃农村？农村有农村的问题，所以能不能把农村和城市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埃比尼泽·霍华德于是提出“磁铁理论”，思考工业化把农村人吸引到城市，有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把农业的文明也吸引过来？由此，他在19世纪末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想。
在英国，我首先找到的田园城市是剑桥。剑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田园城市，民俗被很好地承传下来。剑桥有剑河，每一年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有划船比赛。伦敦也是田园城市的典范。在伦敦，一个公园接着一个公园，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步行到另外一个地方。
为了创造宜人的城市空间，我们需要回归。在昆明的新城规划中，我们就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意象，建成后可能比伦敦还要宏伟。最近，我们在做成都周边5个区县市的规划，提出了“旅游功能区”的概念，在城市的旁边，把整个龙泉山做成一个休闲度假产业带。我们还提出要恢复节庆，把86个节庆放在龙泉山一带。
我们在其他城市也做了一些田园城市的规划尝试，比如珠海新城、富春江边上的杭州新城。在成都，我们曾把一个废弃的国营电视机厂改造成音乐城，称作城市的庆典。
过去一年，我主要是出任汶川新城水磨镇的总设计师。这个规划贯穿了我们一直坚持的文化理念和环境理念，也获了很多奖。当时提出这个规划时，要从农民那儿买下农田，挖成一个湖，很多人就有意见，但我们坚持认为新城就应该有新的概念——环境的概念、文化的概念，像古时候的村庄是有开阔的空间和湖泊的。现在湖已经建成了，还受到了很多好评。这个规划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建了一个老街。之前一些灾民把老街拆掉，自己盖新房。我们觉得如果把这个老街恢复起来，就可以发展旅游，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支点。当时也有很多人不让干，因为要把混凝土结构恢复成木结构，后来也是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才成。恢复后的老街有一个戏台，是我们根据从四川文史馆档案里找到的一个清朝的戏台设计的，戏台搭起来了，很多节庆和民俗就可以在这里开展。
作为城市设计师，有责任在城市创造一个文化、艺术、节庆和民俗的场景。可惜现在很多设计师没有这样的理念，没有人文关怀。我们在做一些景观建筑的时候，很多人也持不同意见，做出来后大家才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这些实践给出一些启示，就是通过观念的改变，包括设计师观念的改变和政府官员观念的改变能够使我们的城市更好。
我们现在正开始做成都附近洛带古镇的规划。从传统的文化形式进行设计，里面有传统的文化广场，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文化的传承。我们还改造了一个街道，街道改造完之后就有很多诸如传统婚礼、会议、舞龙和戏剧这样的活动在这里举行。通过这些规划，一方面民俗和传统文化能够承传，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与民俗相结合的城市空间。
在都江堰的一个规划中，我们坚持一定要把这个城市做成有文化传承的空间，不单纯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人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生活在一个精神的世界，精神的世界需要依托物质的世界来演绎，这就是我们的城市规划现在需要着力去做的。
我在很多实践中推广这样的规划理念和思路，但并不是设计师推动的理念就会被接受。一些官员希望能够推动城市文化传承，推动城市环境发展，另一些官员则更关注经济的发展，解决交通问题，解决土地利用问题。我们目前很大的缺陷就在于对城市规划的定位。城市规划中更重视城市的“建”，使城市变得很堆砌，变成一种土地利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文化的策划，很难提升到民俗文化传承的高度。
融合：“新田园城市”达成民俗与城市的和谐
民俗是农耕文明开放的幸福欢乐的花朵，我们要像欣赏花朵一样欣赏民俗，要继承伟大的传统。工业文明推动下的快速城市化背弃了农耕文化的优点，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当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前不久我和成都的一个艺术家讨论，他说成都女红非常著名。我一下听不懂什么叫女红，实际上是刺绣。作为人文地理的博士生导师，我都不懂女红，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传承非常危险。
1948年，巴黎和北京处在同样一个状况，当时都面临着新的建设，但是之后一段时间，老北京的一些特色就消失了，老巴黎则保留了下来。
我们希望能建立一种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相结合的城市文明，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而民俗是很重要的桥梁，是通向幸福的桥梁。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我们不需要把农耕文化排除在外。现在的城市距离农耕文化已非常遥远。我的小孩5岁了，没有见过猪。我很警觉，后来我就带着他到农村去，专门去看了一次猪。
现在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田园城市”。什么是“新田园城市”？它应该是一个未来人类生存的理想空间，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首先是人与人的和谐，然后是人与环境的和谐。
蒙田说：“除了活着并快活着，我没有别的追求。”实际上这正是中国人的想法——活着并快活着。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德鲁克的说法或许更给我们以启发，他说：“衡量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基点是这个民族在生存空间开发方面所体现的想象力，空间想象力表现世界。”
我们的民族要想走向复兴，要想更加繁荣，城市的规划建设就应该迈向“新田园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