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透露，如今银监会认为自己编制不够，无法管得太细，最后妥协结果就是，小型金融机构交给各省金融办负责。“现在民间金融管理方法直白来说就是中央把责任推给地方，可地方金融办没有管理权限，说实话也没有管理能力，更不是专职监管机构，它只好把责任继续向下推。”这位专家说，“假设你是某一个省的金融办主任，手下就那么三五杆枪，一个省只小额信贷企业说不定就有好几百家，你怎么管?最安全的选择一定是抬高门槛，省金融办的监管基本上就是审批，把注册资金门槛一提高，大量地下金融也就排除在外，不可能阳光化了。”
以小额信贷公司为例，文件中写明是可以放贷的工商企业。按照工商企业的法律法规，只要注册便可运营，可由于其业务以是贷款为主，又需要受到监管，含糊的身份造成如今小额信贷公司混乱局面。
“像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商行、担保公司等，现在身份都是合法的，但在紧缩状态下，业务都变了味。不但他们变味了，还有各种名义的投资咨询公司也都在放贷款，连一些创投公司也干这种事儿。”央行研究局前副局长、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党组书记焦瑾璞指出，只要银行体系内资金收紧，手就都会伸向体制外。
实际上，越是金字塔底端，资金需求越迫切，越是想禁止，就越会转入地下，不可控制。
“监管部门其实默认了民间借贷存在，它们最关心的并非利率有多高，而是资金来源。”浙江省某地方商业银行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因此国家成立了打击与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可非法集资的法律定义也很模糊，如果真较真，每年能抓一万个杀头，但你看每年才抓几个?”
焦瑾璞觉得民间金融一直就处于自发状态，不可能监管。“民间金融本身是一个笼统概念，很难说怎么监管，只能是引导。”他觉得金融监管的边界在于，如果金融活动是“玩”自己的钱，则给他以自由;如果“玩”别人的钱，就要进行监管。“对吸收少数客户大额资金的非公众金融机构可以实现有限度监管，重点是不让他们成为变相非法集资;对吸收社会数量众多客户小额资金的公众机构，则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慎监管，重点是它们的资产质量和偿付能力。”他说。
据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正在考虑制订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希望浙江省能够先行先试。
此方法主要内容首先是逐条明确非法融资、集资诈骗等法律含义，措施是实行备案制。有消息人士向本刊透露，一般100万以下个人借款，低于500万的企业借贷，可不用备案。对于个人融资规模超过100万元，或融资不特定对象超出30人，单位融资规模达到500万元，累计融资不特定对象人数超过150人的，融资方必须强制进行备案登记。
李有星教授觉得，备案制度对借贷双方权责有详细规定，在融资当事人争议处理、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判断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不过有人并不看好类似方法，民间融资是一种具有不公开性、区域性、市场性、逐利性、广泛性的金融现象，“阳光化”并不一定受欢迎。
“真正的民间金融阳光化，是看法律政策上能否对个人放贷给予放开。”焦瑾璞指的是央行曾提出的《放债人条例》，“自己有钱愿意放贷的话，两个人之间是和约关系，出了问题打官司去，也就是合法允许放贷。”而按照现行法律，个人之间借钱可以，要求对方付息就不受法律保护，企业之间也不能借贷。
此条例修改多次，迟迟无法出台，原因之一是央行与银监会意见不统一，后者比较谨慎。
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黄鹤背后的高利放贷者没有一人到温州管委会进行债权登记。因为一旦登记就可能受到相关审查，而且消息传出，自己也会让别人追债，甚至破产坐牢。这并非杞人忧天，类似命运，就降临在吴英的11个债权人身上。
救赎之路
在银监会要求之下，一些大型商业银行也尝试放低身段。银监会在2011年6月7日发布《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通过缩短贷款审批流程、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等方式，降低中小企业贷款门槛。
根据工商银行方面提供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工商银行累计为温州地区2600户小企业提供各类融资145亿元，其设立了18家小企业专营机构，推出了互保、联保和信用等多种担保方式。
2010年初，温州永立箱包有限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想在瑞安云江工业园区购置标准厂房，可无法一次性全额付款，因此向工商银行提出融资申请。而工行在信贷调查中发现，由于拟购买厂房尚未竣工验收，无法作为贷款抵押物，永利又无法提供其它合适的抵押物。
过去，求助地下钱庄几乎是永利唯一选择，可工商银行“网开一面”，由园区管理单位先期提供保证，借款人企业出具承诺书，承诺办妥土地证及房产证后将贷款方式由保证转为抵押方式。靠过渡性担保安排，永利最终获得1900万元标准厂房按揭贷款。
大银行如此扶助小企业，在许多业内人士眼中并非长远之道。“大银行这样做，有效率、没效益，就算有效益，也不是核心业务，它们很难有动力服务好，而且联保等信用方式有很大风险，根本不可行更不可取。”一位浙江金融研究者指出。
“政府没必要一定要按住大银行去做小企业业务，这是高射炮打蚊子。”焦瑾璞直言。
真正缓解民间资金饥渴，还要依靠形形色色的民间金融。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找到了既不触动法律高压线，又能在高风险时期保障利益的技巧。
“我们在一起常常讨论有几条底线不能越过。”上文中的义乌放贷者说，第一不要放太高利率，不能断了人家的生路;第二是自我约束，千万不要暴力收贷。
暴力收贷自古有之，那些有自我救赎意识的信贷平台，为了不越过这条红线，将风险控制主要放在放款前而不是收款时。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手续相当简单，有些借据就随手写在烟盒上，甚至连借据都没有。随着借贷范围超越“熟人社会”，借贷机构发展出一些自己的风险控制方法。
例如，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都非常喜欢和当地各银行风险管理部职员交朋友，后者知道哪家企业可能贷款逾期还不上了，急需用钱，能给他们介绍客户，另外也知道贷款者经济实力，下一批银行借款何时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