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2011年3月到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474件。全市平均每天有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产生。案件总标的额高达9.3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
不只浙江，2011年2月以来，厦门市连续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大案，有的担保公司涉嫌陷入数十亿元高利贷债务。2011年4月，包头商人金利斌在自己的奥迪车内自焚，留下超过12亿的高息民间贷款。
吴英入狱四年之后，地下金融愈演愈烈，以金额论，吴英案早已排不进前十。
民间借贷由来已久，许多放贷者都曾以坏账率远远低于银行而自豪。但长期以来，这种放贷圈子主要基于血缘、人缘和地缘，核心信用保障并非如外界想象的涉黑手段，而是所谓的“知根知底”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近五六年来，借贷关系范围远远超越“熟人社会”，某些地下钱庄背后资金有百亿之巨，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都设有“分号”。
民间借贷，常在合法与非法的区间里漂移，而其合理与非理之辩，各方意见却多倾向于前者。监管晦暗不明，需求更加旺盛，形形色色的合作金融机构，乃至过去没有合法性外衣的放贷者，都在思考如何重新切分这块利润丰厚的蛋糕。
脆弱的链条
走出浙江省任何一个城市的机场、火车站，都可看到资金拆借广告牌。走在温州，一条150多米的街上就分布着二十多家寄售行、典当行或担保咨询公司。
浙江省民间融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超过了1.5万亿元。另一方面，2008年到2010年，浙江省一个地级市非法集资案件就发生61起，涉案金额18.3亿元。金融危机之后，浙江省民间借贷规模总量逐渐扩大。
该报告起草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浙江民间融资已从前几年的熟人之间借款，扩展到跨区甚至跨省份借贷。借贷标会中，50%的人互相并不相识已很正常。
参与借贷标会的人，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商人、工人、农民、教师，甚至公检法、金融系统职工等。有数据显示，温州89%家庭、59%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民间融资可疏不可堵已是老话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贷款难，它的新背景是贷款更难了。自2010年初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17万亿元，同比少增4497亿元。其中，二季度共新增贷款1.93万亿元，较一季度少增3300亿元。部分中小企业即使能获得贷款，也需要等待额度下放后才能拿到资金。
资金缺口不会因为银行贷款减少而收缩。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著文放言：“如果目前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他认为这次危机比2008年更可怕：当时是没有订单，如今是有订单也不敢开工，因为不知现金流何时会断。
杭州市一家典当行，以汽车抵押贷款，月息为3-4分，相应年利率为36%-48%。“这个利率如果借款时间比较长，多数企业都无法承受。”该典当行一位工作人员承认，而这远非最高利息。该行提供的贷款时间一般在半年之内，最短借贷时间为15天，还有急于还银行贷款的，只借一天。“我们就是提供救急用的，不追求旧社会的那种死当目标。”
“利息已经向一角走了，6分是便宜的了，而大部分小企业又没有议价能力。”贷帮网创始人尹飞说，他以小额贷款方式在农村推行“类慈善”金融服务，对民间融资观察多年。“一个年销售额在三五个亿的企业，基本上都在充分竞争市场，行业利润率很低，这么高的融资成本实际上生意做不下来。”
既然如此，企业仍在支撑，因为还想等机会。“资金就是血，小企业的长处是应对市场灵活、周转快，拿到订单人家给他30%定金，他再组织70%资金生产，以20%的年利率借款，一年内能把资金滚动了10次，每次赚10%也就可以了。”尹飞说，他观察到如今大量中小企业已经等不起了。过去借贷是为发展，现在是为续命，甚至有些企业主干脆把厂卖掉，自己去放贷了。
周德文“40%倒闭”的预言尚难以证实，不过，浙江省数百家典当企业倒是还没有一家倒闭，而且生意越来越好。随着业务扩张，借贷链条越来越长，最上层放贷者已难以看到资金最终流向，这成为浙江省地下金融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过去曾有‘三不借’，半径超过100公里不借，没有在一起吃过饭的不借，对方工厂机器没有满负荷运转的不借。”义乌一位匿名放贷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就没这么严格了，就算借给熟人，你也不知道钱最后到了哪里。越是陌生人，利息给的越高。”他放贷的标准压缩成了模糊的一点，就是“看起来靠谱”。
“看起来靠谱”，往往难以靠谱，放贷方和借贷方之间的信用成本都在加大。黄鹤因赌博导致债台高筑，可一些债主并不了解其财务状况，据传，一位急于将手头资金贷出的债主，在黄即将逃离之际，还曾将500万元划到其账上，而黄当时已身在机场。
对借贷者而言，也要警惕钱的来路。“太有背景的人的钱不能要，最致命的不一定是借了多少钱，而是借了谁的钱。”上文中出现的义乌放贷者提醒，“资金来源一定要分散化，不要被某一个人控制住了。”有大量资金来自当地官员或黑势力，这样的钱最危险。还有资金从银行体系偷偷流出来，许多放贷者都是银行职员的亲属，一有风吹草动，银行立刻上门，很快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两年一个新趋向是，实业状况不佳，放贷者对资金安全更加敏感。有些企业运营上远没到破产边缘，不过一时周转不灵，只要传出风声，一天内债主就会纷纷赶到。“有时候只要一两条短信，就能毁掉一个老板。”
缺位的监管
在诸多法律法规中，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有为其设立完善的监管与规范体系。
“金融监管应该分层，就像金字塔一样。”一位匿名银行业专家说，目前金融监管已非央行主要职能，而根据银监会内部设置，一部、二部管股份制银行和商业银行，三部管农村金融机构，四部负责创新，他认为，“还需要再往下分，应该有专门负责小型金融机构和个人信贷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