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后，吴英让家里寄东西时，也是8条围脖、6副被罩，慷慨地分给同监室其他人。被关押的四年多里，她从监室递出各种上诉、控告和检举材料中，除了控诉自己的事，对身体虚弱的监室舍友没有得到善待、心地善良的舍友因为送给死刑犯一包白糖而被关“小笼”、监舍太热导致舍友中暑等，她也写在信中。
杨照东觉得，吴英在用人方面的问题是她失败的一个原因。“她搞这么大一个企业，身边的管理层都跟她年龄差不多，缺少沉稳、成熟的人帮她参谋。她看人也不够准。”据他透露，有一个同学，此前吴英没少帮对方，还借过钱。后来吴英出事，各方面都需要钱，吴英就带了个条给她爸爸，让他去找此人，说肯定能获得帮助，结果吴永正去找人家，对方干脆就不承认欠吴英的钱。还有人承认欠，但说要等吴英出来才能还。
刚被关押时，吴英一度对前景充满乐观。2007年10月，她给家人写信时说：“我会在这里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出去，你们要相信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会更精彩!”
12月，她又给父亲写信，说这是一段刻骨的人生经历：“我在这里挺好的，说实在的，现在很安心，以前在外心理负担很重，有些事我又不敢和你们说，只有自己扛，心里的苦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以后只等待机会从头再来。”
被隔离在巨额产业和资金压力之外，她也恢复成了天性爱美的普通姑娘。她常常托家里人给自己寄指定品牌的护肤霜、去角质喱膏和苦瓜胶囊。2009年一审时，因为站得太久，她偷偷在庭审间脱下鞋子，光脚站了一阵。2010年8月，她以为二审即将开庭，特意在写给父亲的明信片里要求：“开庭前送双高一点的鞋子(坡跟的、时尚一点的凉鞋)。”
可超过四年的久等和隔离中，吴英的乐观和要强也在一点点瓦解。2009年2月，一审开庭前，她曾给父亲写信坚持要换一位关系过硬的本地律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管怎样，我想能争取早日出去就行。”吴英写道，“如果你们都不请，我也不需要北京的律师辩护了，结果反正就是死刑。我宁愿自杀，早点了结此事。太痛苦了。”
在跟家人的往来明信片里，对律师的不信任和“让律师来见我一次”交替着出现，映射出吴英内心的纠结，这让杨照东早早意识到了吴英心态上的变化。“为什么我们去这么多次，就是担心她在里边承受不住。”杨照东说，“她经常在里边捎出话来，见见律师。也没什么事，就是到那儿陪她聊聊天。她在那里见不着自己的亲人，聊两个小时，她就舒服些。”为了给吴家节省费用，他常常当天来回，或是捆绑着同在浙江的其它案子。
被关押后，吴英曾托过妹妹向丈夫问好，也托过妹妹去问丈夫的态度，还请家里人代为处理自己和丈夫之间的事。在一封给妹妹的信中，她不无惆怅地写：“我也知道自己和他的感情已走到了尽头，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不可能再有任何牵连。在我这事上我已经很是感激他，其实他承受的远远比我要多。”如今，周红波自己在做生意，本色集团和吴英的旧事，已经不太过问。他说自己给吴英写了很多明信片，却不知妻子收到过没有。
2010年递交上诉材料后，吴英继续陷入漫长无望的等待，绝望和崩溃一度达到顶峰。她撤回了上诉，不再相信任何人，拒绝会见杨照东，也拒绝跟父亲吴永正沟通，唯一肯见的只有田文昌。在吴永正请求下，田文昌来到金华看守所，劝慰了她几个小时。
“她一个女孩儿二十几岁，判死刑后手铐、脚镣一戴，觉得没脸见人了。”田文昌记得自己劝慰她说：你的父母、妹妹，很多人还指望着你呢，包括我在内，我将来干不动了，你来养我老行不行?
“不行!”吴英回答，田文昌一愣，“他们已经说我是骗子了，现在我又出不去，出不去要是我还答应给你养老，不就印证了我是骗子吗?”
田文昌心头一酸。“我是软硬兼施、连哄带骗，最后她好歹答应不自杀了。”
听从律师的建议，吴英在看守所内一边研习相关法律，一边把自己案中有悖程序和法条的地方，写成厚厚数万字上诉、检举和控告材料，希望立功保命。2010年7月，这些材料提交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吴英被判死刑以来第三次向省高院提交上诉材料。
吴英在二审庭上的认罪，让杨照东感觉突然，却又隐约在意料之中。在此前的会见里，吴英曾跟他说：“押了这么多年，不可能判我无罪，为了争取个好态度，我还是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吧。”
在看守所里，吴英把自己从经商开始到在看守所内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她托妹妹去注册了“黑天鹅”的商标，准备以此命名书稿，等待机会结集出版。她对杨照东说，将来回归社会时，想靠出书挣一笔钱还债，想托杨照东先帮她把书稿带出看守所。杨照东对她说，“这个东西你先别带了，等待终审吧。”按照法律，判死刑将剥夺政治权利，也包括出版权。
在杨照东看来，吴英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对吴英来说，这些人(本案十一个债权人)是一个特定的朋友群体，而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吴英向他们借款只是朋友间的借贷，而不是集资诈骗罪中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杨在辩护词中说。
吴英在等。
东阳市人民法院门口的宣传栏上，贴满了要求借款人还钱的公告，数额从5000元到10万元不等
【附文】民间借贷：渴求救赎
要真正缓解民间资金饥渴，还要依靠形形色色的民间金融。但在需求日旺，而监管晦暗不明的情况下，旧的民间借贷体系进入风险高发期
文 | 本刊记者 王子 编辑 | 何伊凡
黄鹤一去不复返。
2011年7月中旬，温州闷热潮湿，细雨一下就是一夜。龙湾区机场路附近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大门紧锁，董事长黄鹤已奔赴国外，无影无踪。
黄鹤失踪前后，从事电缆、房地产、酿酒的温州三旗集团与经营连锁咖啡店的温州波特曼公司等也已近破产。在温州，中小企业生生死死本属常态，不过近年越来越多企业倒闭的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