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呆在一起的时间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开始融洽起来，一些学生开始偏向中国式的教学方法。
他们喜欢从黑板上抄“东西”，觉得这有助于他们记忆。一些更出色的学生也喜欢中国课堂上的演说式授课法。而我则从这次教学实验里学到了两点：延长一天的学习时间对学生们是有益的；老师们也可以时不时地在教室里尝试下“独白式”授课法。
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上海的学生们之所以在比萨测试（注：PISA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它是一项由经合组织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中拔得头筹，并不能归功于先进的教学方式，中国父母，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才是真正的助力。
但没有什么教育方法或者教育政策能把英国文化改造回1950年代的样式了。
扇子舞课
似乎也没必要。
罗西·邓斯基，15岁，波汉特初级中学学生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初中生，喜欢睡觉，不喜欢被人管着。可是在这个月里，我每天呆在学校里的时间比睡觉时间还长，被严厉的老师管着，还得12小时都穿着一套丑到爆的制服。
这场教学实验和我预期的不一样——我以为会同原来的学校生活差不多，不过就多点家庭作业，或者上课时教室里会很安静。
我完全想错了。我觉得我们学生对自己的教育完全失去了发言权，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要变成个机器人才能符合条件。我觉得很难适应，我习惯了在课堂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习惯了大胆地表达意见。我们都习惯了用团队合作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技巧，增加自己的知识。
邹老师
但在这场教学实践里，我觉得自己唯一学到的就是怎么样用最快的速度抄笔记，怎么样听老师的演讲。
最难应付的一件事就是：中国老师对我的期望太高。好像我们时刻都得做到最好似的，好像如果不想得第一，那做什么都没意义了。好像分数才是最重要的。
教室里的氛围很压抑，很封闭。当你和50个人坐在同一间房里时，你很难没有杂念，你会觉得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同你竞争。
科学课尤其难。第一天的科学课上，杨老师给我们上课，平平常常，有点无聊。然后就是提问，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没办法快速进入主题，简直措手不及。坐在教室里，我觉得压力很大，脑袋昏昏沉沉。不单有同学在看我，摄像机也在拍，这种感觉糟糕透顶。我觉得自己很蠢，什么都做不好。中国老师认为自己的学生应该像“防弹海绵”一样，不怕累，不怕烦，把所有的知识都吸收进去。
